自由贸易区的概念复杂多样,各国家、各组织、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界定和解释。但是,所有关于自由贸易区的界定都强调其“境内关外”的特质,即自由贸易区位于国境之内,免受常规海关监管。自由贸易区种类多样,主要有自由港、自由贸易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对外贸易区等。自由贸易区发展历史源远流长,不同时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有不同特点,但宗旨都在于促进财政收入增加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同时代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特点与当时的国际经济发展特点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由贸易区的设立也体现国家的战略意图。本文从世界体系的视角出发,将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一、资本主义萌芽阶段,自由贸易区多以转口贸易为主;二、资本主义殖民扩张阶段,自由贸易区主要作为经贸和军事据点;三、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崩溃阶段,自由贸易区主要是以出口加工区的形式在发展中国家涌现;四、全球化时代,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面临两种路径——欧洲式的转化和亚非拉式的综合发展。自由贸易区的设立与国家间的关税壁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国际市场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仍然存在,自由贸易区就有其存在的价值。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不能仅仅从经济学视角分析。地缘政治和国家的战略在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此,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自由贸易区进行解读,主要运用世界体系理论、地区主义理论、转型国家与转型经济学等理论分析上海自由贸易区。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动因。在世界体系中,中国向中心区靠拢,而欧美则表现出边缘化的趋势。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被视为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挑战,被当作欧美国际经贸主导权的威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议(TTIP)出台,这两个协议都未纳入中国,而这两个协议如果成形将在国际经贸领域具有重要地位。美国试图以TPP和TTIP主导新的经贸规则和标准,限制中国的发展。这样会使得中国在未来国际经贸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对欧美经贸主导权的突破,是对新经贸规则的尝试和探索。针对美国战略的调整,中国也做出反应——上海自由贸易区和“一带一路”战略。中国用“点面结合”的创新路径突破美国的经贸压制网。上海自由贸易区是对国际经贸新规则、新标准的尝试,是从内部对接欧美主导的经贸体系。“一带一路”则是中国主导的国际经贸新议程,是对欧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能力的平衡。上海自由贸易区与“一带一路”战略一道共同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战略。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是东亚一体化战略推进的补充。在东亚一体化发展缓慢的情况下,上海自由贸易区可以为东亚地区经贸合作提供参考路径与模板。中国正处于开放发展的转型期,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调整,产业结构需要升级,政府职能需要转变,以适应新的发展环境和发展需要。上海自由贸易区作为新时代改革的试点,是经济转型的探索,是管理模式的创新。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中国渐进式转型的效益测验。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发展面临巨大压力。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对于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消解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有重要意义。上海自由贸易区可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优化经济结构,助推中国经济发展和升级。而在政府管理方面,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以更高效服务经济发展。上海自由贸易区有着多重发展优势,发展潜力巨大,但也面临进一步开放之后的风险问题,其规划需有预见性和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