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高句丽与慕容鲜卑的关系做为中朝古代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本文坚持“一史两用”的观点，即高句丽的历史既是中国东北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朝鲜历史的一部分。本文将高句丽做为朝鲜历史的一部分来阐述美川王时期高句丽与慕容鲜卑的关系。　　公元四世纪上半叶，古代东北的国际局势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中国中原地区的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建立了西晋，并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西晋统治集团十分腐朽，内部矛盾重重。晋武帝司马炎死后，外戚和宗室相继争权，互相杀伐，最终酿成“八王之乱”,又因民族矛盾加剧,引起了匈奴、羯、氐、羌和鲜卑五族的入侵，史称“五胡乱华”。　　于此同时，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政治势力的力量格局也出现了变化。慕容鲜卑此时进入文明的门槛，开始进入国家发展时期，崛起于辽西，渐慕华风，吸纳前来归附的汉族士族，并主动吸取依附士族带来的先进政治制度和文化，充分利用各种外部矛盾迅速扩张势力；同时作为中国中原王朝在东北地区的代表，平州刺史、护东夷校尉等汉族官员也力图维护中国中原王朝的影响力，在该地区采取了“以夷制夷”的平衡政策，即扶植相对弱小的民族政权，竭力控制力量发展过于迅速进而对中国中原政权产生一定威胁的民族政权，从而达到中国中原政权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居于主导地位。这种“以夷制夷”的平衡政策最终导致了在护东夷校尉崔毖的暗中鼓动下，段氏鲜卑、宇文鲜卑和高句丽三部联合讨伐慕容鲜卑事件，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宇文鲜卑和段部鲜卑采取一味的对外武力征服的政策，没有明确的战略目的，没有主动吸取先进的中国中原文化和生产方式，最终为慕容鲜卑各个击破。　　高句丽自建国后，一直施行向辽东先进富饶地域扩张势力的“西进政策”。但其“西进政策”遭到了中国中原政权或者东北政权的有效的打击。美川王时期是高句丽“西进政策”和“南进政策”并举的开始时期。美川王时期，高句丽在继续实行传统的“西进政策”的同时，开始了“南进政策”。从其对外扩张政策的实施结果来看，高句丽向辽东地区的“西进”，即对慕容鲜卑的征战，没有取到预期的效果；而对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南进”，即对乐浪郡和带方郡的攻略，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种结果，使美川王时期成为高句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高句丽对外扩张政策，由传统的“西进”政策，开始转向重点向朝鲜半岛发展的“南进政策”，可见美川王时期高句丽与慕容鲜卑的关系对高句丽的由“西进”转为“南进”的影响，这种转变为其后的高句丽诸王，特别是好太王、长寿王时期实施“南进政策”政策，提供了重要的铺垫，并对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格局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