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鷟《尚書考異》中所討論的梅本《尚書》作偽問題一直是《尚書》學史亦是整個辨偽史中的重要論題，閱於古文二十五篇是否作偽、誰人作偽的爭論從宋代開始廣受關注，期間歷經各個階段的發展，每個階段都體現出不盡相同的重點與特征。明代梅鷟所作《尚書考異》一書作為第一部專辨梅本《尚書》之偽的著作，從辨偽學角度來看，它開啟了有明一代辨偽新風尚：從對梅本《尚書》辨偽的角度來看，它首次將考據的方法運用到梅本《尚書》的辨偽活動之中，為後代學者提供了考辨古文的新方法。本文嘗試在前人研究基礎之上對《尚書考異》一書進行比較全面深入的解讀。為了使整個研讀過程有充足的背景資料與理論基礎，在具體研究《考異》内容之前本文梳理了《尚書》學相關問題，簡單闡述了《尚書》的成書與流傳過程，以及明代之前學者對梅本《尚書》的辨偽情況。在《考異》成書之前梅本《尚書》的辨偽活動已經展開，梅鷟在書中亦論述了前代學者的考辨態度及觀點，并在文中多所評點，他褒揚并借鑒了朱熹、吳澄、王充耘等人的觀點，對孔穎達、蔡沈等人則多所指斥，對蔡沈批駁尤甚，指責其“悖師叛道”、“黨邪說，助異端”等評語嚴厲異常，他本人對於梅本《尚書》的態度可見一斑。梅鷟於《尚書考異》中用力最勤的，也是占全書篇幅最多的部分，是他對古文二十五篇蹈襲證據的抉發舉證。他的這一辨偽行為建立在他對梅本《尚書》的主觀認知，即他所假設的古文二十五篇一定為偽的前提下，因此在討論這些條目的辨偽效力之前，本文對他在不自覺狀態下形成的辨偽前提首先進行闡述與分析，這些内容來源於他所作《尚書考異序》以及第一卷中他對相關史料的解讀和對前人觀點的評價，他所闡述的漢孔壁古文《尚書》與東晉梅本《尚書》皆為偽作的觀點直接導致後文例證的辨偽效力下降。梅鷟首次使用考據的方式對古文二十五篇進行辨偽，基本上逐字逐句列舉了這些篇章對先秦兩漢著作的蹈襲竄改，通過這些例證可以清晰地看出這種新的辨偽方法在梅本《尚書》考辨活動中的運用成效以及失誤。《考異》中有相當一部分舉證是可信并具備一定說服力的，但不排除亦有因力求證假而過分解讀的部分。要正確認識《尚書考異》在《尚書》辨偽史中的地位，除了解此書對前人觀點的傳承之外，亦要客觀評價其對後代著述的影響，本文在第三部分中將《尚書考異》與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惠棟《古文尚書考》進行了比勘，主要從考辨前提的確立與作偽證據的列舉兩方面入手。閻書與惠書受《考異》影響頗多，不唯考辨方法上有一定程度的傳承增益，在辨偽舉證方面更是諸多借鑒，雖然閻氏在著書時稱只見《尚書譜》而未見《考異》，但本文通過分析惠棟在《古文尚書考》中的轉引條目，發現其言不確。惠棟書中所引用的大部分“閻若璩曰”不見於今本《尚書古文疏證》，卻與《考異》内容相合，其中大部分引文與引語皆完全相同，甚至有一處引用時混淆篇目的錯誤亦同。 本文未深究閻氏借鑒《考異》内容又否認的舉動意欲何為，只是利用這些條目證明《尚書考異》對後代學者的影響以及在整個古文辨偽歷程中的重要地位，同時看到辨偽方法在具體辨偽實踐中不斷發展逐漸完善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