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进步使得未经版权所有者授权复制正版数字内容变得愈加容易,在线通讯技术的发展也加速了盗版光盘及文件的传播。虽然数字内容生产商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抵制盗版,但实施技术管控的同时也损害了合法用户的体验效果。尽管地方政府试图完善版权保护法律,但提高监管效率的难度很大。这些都是造成盗版泛滥且难以管控的原因。此外,社会各界对于盗版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即使盗版具有潜在危害性,但也具有社会可接受性。数字内容盗版的管理仍然是全社会面临的普遍难题。为适应数字时代的快速发展,支持政府和正版供应链中的企业科学管理盗版,数字内容盗版管理策略的理论研究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正版供应链中的企业应采取何种经济学措施管控盗版。二是,盗版在什么情况下会表现出社会可接受性,使得企业和政府不应该管控盗版。鉴于此,本文应用博弈理论建立数学模型,检验了不同市场条件下正版供应链中企业策略的最优性,并分析了盗版以及政府版权保护力度的影响机理。本文的主要内容归纳如下:（1）本文提出了生产商可以使用双渠道营销管控盗版。生产商的双渠道营销作为其版权保护投资的一种补充或者替代,可以通过提高零售渠道销量战略性地缓解盗版水平,但只有当其起到补充作用时才可以减少正版供应链中所有企业由盗版造成的利润损失。本文也鉴定了盗版如何作用于双渠道营销对企业定价、销量和利润的影响。在无盗版市场中,生产商使用双渠道营销通过降低企业定价扩大了零售渠道销量,而且无论零售渠道有多少个零售商总可以提高生产商利润;然而,在版权保护不足的被盗市场中,当生产商通过垄断零售商销售时使用双渠道营销却可以同时提高零售渠道销量和企业定价,而且只有当零售商数目不超过两个时,生产商才能从使用双渠道营销中受益。本文也揭示了生产商使用双渠道营销对正版供应链中企业利润的积极影响背后新的经济学原理。现有研究将这种积极影响归因于被缓解的双重边际效应。研究发现,即使被盗市场中的生产商使用双渠道营销加剧了双重边际效应,也可以提高其和零售商的利润。此外,在考虑到版权保护边际成本的影响下,本文也调查了被盗市场中的生产商和零售商参与双渠道营销的意愿。直觉上,随着版权保护边际成本增加,生产商会更迫切地使用双渠道营销抵制盗版。然而,研究发现,反直觉地,尽管此时双寡头零售商或垄断零售商更愿意接受在线直销渠道,但生产商却更不愿意使用双渠道营销。（2）本文提出了零售商可以通过向生产商分享终端市场信息来协助其管控盗版。当市场信息差（好）时零售商的信息分享会提高（降低）正版销量并缓解（加剧）盗版水平,而且无论市场信息是好还是坏,被盗市场中的生产商总可以受益于零售商的信息分享。本文也检验了被盗市场中的零售商主动分享信息的意愿。直觉上,零售商会为了保持其信息优势拒绝向生产商分享信息。研究发现,反直觉地,零售商并不总会拒绝向生产商分享信息。当生产商不确定消费者对盗版的认可程度时,零售商会在市场信息好时选择隐瞒信息,但会在市场信息差时主动向生产商分享信息。然而,当生产商可以通过投资版权保护控制消费者对盗版的认可程度时,零售商除了在市场信息差时主动分享信息,有时也会在市场信息好时主动分享信息。此外,本文也揭示了零售商信息分享与生产商版权保护投资在缓解盗版水平方面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零售商信息分享对生产商的版权保护投资可以起到补充或替代作用。当正版对于消费者偏好的匹配程度高时,零售商信息分享是生产商版权保护投资的补充;反之,则为替代。（3）本文考虑消费者厌恶损失的特征,鉴定了盗版和政府的反版权保护政策对正版质量、生产商利润、消费者剩余以及社会福利的积极影响。我们从全新的角度提出了企业和政府反对管控盗版的动机。虽然盗版在消费者不厌恶损失的情况下会对生产商利润产生负面的蚕食效应,但当消费者对正版的损失厌恶程度高于消费者对盗版的损失厌恶程度时,盗版也会产生积极的信息效应,提高消费者购买正版的意愿,从而增加生产商的定价能力和利润。由于信息效应消除了致使社会福利降低的消费者损失厌恶行为,盗版也可以提高社会福利。特别地,当消费者对正版的损失厌恶程度足够高时,积极的信息效应相对于消极的蚕食效应更为显著,盗版可以为生产商利润和消费者剩余带来双赢。此外,更宽松的版权保护政策也可以增强盗版的信息效应,提高社会福利。当消费者对正版的损失厌恶程度较高且当前版权保护水平较低时,政府的反版权保护政策可以同时提高正版质量、生产商利润和消费者剩余。本文创新了数字内容盗版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通过本文的研究,政策制定者和正版供应链中的企业可以深化对盗版影响机理的认识,丰富盗版管控措施,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盗版管理策略,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