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以清代为中心的几类突出孝行：割股疗亲、万里寻亲、血亲复仇、女孝。并试图总结出中国悠久孝道传统中的某些规律。　　 第一章是对割股疗亲的讨论。除了战乱和饥馑外导致的食人外，中国历史上另有一种基于道德因素的食人--“割股疗亲”。若从其较大规模出现的唐代开始计算，至民国年间逐渐绝迹，共持续了一千多年。这种食人行为并非因战乱或饥荒的权宜之计，同时，大量割股疗亲者获得了国家或地方的旌表。这一行为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长时间延续的原因，便极为值得探讨。　　 由本章的研究发现，中医悠久的人部药传统，为割股疗亲提供了医学理论基础。使割股由最初单一治疗羸疾，转为包治百病的孝行符号。汉唐佛教的兴盛，导致舍身观念深入人心，为割股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而割股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如免除徭役、旌表门闾等等，又是最为现实的驱动。这些，都是这一沿习千年的奇特习俗的形成原因。而割股中较为极端的一种形式--割肝，在进行大量事例和中医学的分析之后，竟然是一个伪命题。　　 第二章是对万里寻亲的研究。万里寻亲是一类至今仍不断有人实践的孝行。在清代，它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行孝模式，在全国各地都被广泛记载。与割股疗亲产生的巨大争议不同，万里寻亲行孝方式自诞生之日起，就备受赞扬，上至天子士大夫，下至庶民，无不对孝子表示钦佩之情。清代寻亲孝行，除华中地区相对数量较多之外，寻亲之举与地方宗族意识的强弱并无特殊关联，地区分布不均，并非必然的孝行。　　 由于中国人对血统纯正和谱系完整的固执，寻亲孝行中屡屡发生的滴血认亲之举就极富意味。通过对大量滴血寻亲事例及清代血缘关系案件的分析，发现滴血认亲在当时人看来是判断血亲关系的可靠手段。而事实上，所谓滴血渗入骸骨，完全是操作问题。孝子历尽艰辛，迢迢万里背回故乡的，很可能是全不相干的陌生人的骨骸。　　 为彰显孝敬之诚感天，报应之道不爽，寻亲孝行中神迹屡现。古代交通和通讯手段远不及现代便捷，较之广阔无垠的天地，人力显得格外渺小。神迹为茫无头绪的孝子指引了一条明路，孝子循着神意最终找到亲人，对升斗小民更具震撼性。除神迹引导之外，孝子也常常得到他人的帮助，形成了天人交感的寻亲体系。　　 寻亲孝行的副产品，是本章讨论的另一重点。一类为孝子本人无意或有意为之的书、画等，这在孝子是无心插柳之举。一类则是他人为弘扬孝道，将孝子寻亲事迹以各种艺术形式传扬，这便是有意栽忠孝之花。文本和现实互相融合，彼此驱动。　　 第三章是对血亲复仇的思考。血亲复仇的合理性，在今天的法学界，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法律的最终目的是公平，血亲复仇虽为私力救济，却也部分体现了原始的公平原则。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先秦儒家确立“父仇不共戴天”的孝道原则，与后世的律法产生了原则上的冲突。国家对血亲复仇态度的反复变化，正是儒法之间此消彼长的结果。总体说来，逐渐成熟的国家试图以律法限制血亲复仇。　　 而在此类案件判决过程中，儒家孝亲思想又很容易占主导地位，因此对复仇者多赦免或减刑。从更大的儒家伦理框架来说，国家既为“家天下”，百姓皆为皇帝的子民，皇帝为象征概念上的“父”。由此逻辑推理，血亲复仇者必然忠于君父，在道德上是值得信赖的，与最高统治者的价值取向根本一致。　　 清代法律对私力复仇的规定是历代最为详尽的。从表面看来，法律条文当然很公正。但直至清代，中国并未进入真正的法治社会，对大多数民众来说，法律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人治社会中谋求法律平等，无异于一个乌托邦的梦想。因此，当仇人为有权有势之家时，孝子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就极为艰难。事实上，很多血亲复仇者都是在申诉不果，仇人长期逍遥法外之后，不得已而以身试法。少数孝子在复仇之后，遇到信奉儒家准则的官员，得以免于处罚。无论属于何种情况，法律在其中都不起决定性作用，　　 另有数类血亲复仇，亲人或为敌军所杀，或为盗贼所害，或为猛兽所伤，孝子为亲复仇则无需承担法律责任。古人杀盗贼、杀虎豹豺狼，杀得理直气壮，毫无顾忌。现代人就不能如此率性而为。这些复仇行为在今天，是不折不扣的法律问题，是为古今有别。　　 最后一章是对女孝的探讨。正如女性在其他领域的历史中被遮蔽一样，女性的孝行在男性书写的史书中，同样处于严重缺失状态。自《魏书》以后，正史基本确立了男女两性的表彰模式，《孝义传》成了男性的专利。女性的孝敬事迹，只能从《列女传》中寻找。这就在无形中确立了男性在行孝中的绝对主体地位。行孝场所想当然在“厅堂”和“宗祠”，而非“闺阁”或“庖厨”。　　 自宋代以后，知识阶层对女性的评价标准愈来愈重贞节。节烈为上的标准在清代达到了巅峰。虽不能称其为评价女性行为的唯一标准，却无疑是最重要的标准。孝行与贞节相比，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所谓节孝、贞孝，或为亡夫守节的孝妇，或为未嫁夫死之贞妇。论者首重其贞节，次及其孝。行孝事迹在守节、守贞的叙述中一笔带过，视为理所当然。以宗族利益看来，节孝、贞孝妇人在夫死后，暂时替代了丈夫在家中的位置，上奉翁姑，下抚遗孤，尽丈夫未尽之责。她们的任务是为夫家保留血胤，使香烟得以延续。贞孝女性又分为两种，嫁殇者与矢志不嫁者。清人对后者的评价更高。以男性宗族体系的传承看来，女子不嫁事亲，实为家门不幸，这意味着家中无男丁，或男丁尚未成年，无法奉养父母。此时女性就必须牺牲自己的终身幸福，不嫁侍奉双亲。既为守贞，又是尽孝。　　 清代女性所处的环境较前代更为封闭，基本局限于“内闱”之中，较少外部因素的影响。这样的环境有利于思想的灌输。清代女性教育类书籍《女诫》、《女训》、《女孝经》等的著作和发行量都是空前的。除了这类公共读物之外，不少家庭编有家规、家训，规范家族女性的行为。女性在幼年所接受的教育，读过的书籍，必然深刻地嵌入她们地潜意识，成为日后的行为准则。当她们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时，书中的价值理念便会在脑中闪现，指引她们的选择。依照拉康的理论，礼教一旦内化为精神，就会对人性产生侵凌，主体为概念吞没。孝女、孝妇们的选择究竟是出于天性，还是后天教化之功，就愈加模糊难辨。　　 在男性的孝敬系统中，女性扮演的无非是辅助性的角色。正如女教书籍所定的论调，女性是较为低等的性别，若知忠孝，便是难得的事。本章的最后一节便是对男女两性孝行模式的比较。清代男性主要的三类行孝方式中，女性对割股疗亲参与度最高，血亲复仇其次，万里寻亲最少。女性与男性行孝模式的基本同化。人们在评价女性孝行的时候，往往将之与男性相比较，并在对比中肯定其价值。既然男性的孝行女性都身体力行了，是否可以说，男女两性在行孝这一领域是平等的。两性的真正平等，并非男性做什么，女性同样能做什么如此简单。在行孝过程中，两性地位亦是不平等的，男性主流价值体系对女性实施着严苛的标准。女性在行孝的同时，更须严守贞节，以保证财产的纯洁与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