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宗教与科学关系问题的探讨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热点。就植根于中国本土的道教而言，其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更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新问题。作为一种宗教，道教自然有其神奇虚幻，与科学相悖的一面。但与其它传统宗教相比，道教却是世界上少有的不但不反对科学，反而在相当程度上能利用科学，并对科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作用的传统宗教。尤其是在人体科学方面，道教信徒以长生成仙的宗教信仰为驱动力，吸纳、保存或新创了诸多保持身心健康的道术。其中，就以体育治疗和保健科学来说，道教信徒即将上古时代发明的用于某些疾病预防与治疗的导引方法纳入其长生成仙的修炼体系，并使之发展成为一种既成熟又富有特色的宗教体操修炼术。本文即以道教文献中所保存的这种体操修炼术——“导引术”的记载为主要资料来源，对其在道教中的发展历程做了一次较为详细的考察。这在国内外学术界尚属首例。这项研究不仅是中国道教研究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医学和体育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抑或对现代医学、体育等学科的发展有所启示。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讨论。首先，在绪论中，除介绍了这篇论文的研究意义、国内外在导引术研究方面已取得的相关成果以及该论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和创新点外，主要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导引术的不同称谓与涵盖作了较详细的考述，并在此基础上对导引术和道教导引术分别作了较准确的界定。第一章主要是对东晋以前中国古代导引术的情况作了回顾。导引术并非道教首创，早在道教产生之前的远古时代就已经萌芽。后来，大约到战国时已经发展成较为成熟并可独立用于治疗或养生的操术，而且也开始在一些方士或有养生爱好的世人间传播。因而，在东晋以前的一些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中，留下了有关导引术的一些零星记载。本章中的第一节就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对东晋以前导引术的基本面貌做了一次综合的考察；第二节则首先对导引术的初始形态、起源时间以及地理与气候条件作了推论，随即又对导引术发展的文化源泉作了深刻阐述。第二章主要是对处在融摄与构建时期的东晋至唐末的道教导引术作了考述。东晋至唐末虽然为道教外丹术盛行时期，但鉴于导引术在日常保健等方面的明显效用，某些道派或道教人士还是对导引术做了大量的总结、整理或创新工作，致使道教导引术于此际，尤其是在唐代出现了一个发展高峰。譬如，一些有名的道士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司马承祯和胡愔等在理论或方法上对导引术都有所建树。而此际不但出现了像《太清导引养生经》之类的道教导引术专经，而且散见于其它许多道书中的具体的导引方法也非常丰富。本章的前五节即一方面对此际出现的与导引术有关的重要的道教人物、道书以及一些具体的导引方法等作了较详细的考述；第六节则从理论基础、适用范围和注意事项三个方面，对此际的导引理论作了一次综合讨论。第三章主要对五代至明清的道教导引术作了考述。唐末五代之际，中国道教又在经历着一次重要转型。这次转型一则表现为神仙思想由出世向入世的转变，二是修炼方术上开始由外丹转向内丹。这样的转变一方面促使道教导引术趋向适俗，另一方面也促使其努力向新兴的内丹术靠拢，从而创造出了像钟离八段锦法和太极拳等熔多种道术为一体的新型的道教导引术。本章第一节所介绍的《真气还元铭》之“胎息前导引法”和蒲虔观的“小劳术”即是五代宋初道教导引术适俗化的产物。第二节所考释的钟离八段锦法则是道教修炼术由外丹向内丹转变而在导引术方面出现的一个典型。钟离八段锦法开创了唐末五代以来的一个重要的导引流派——八段锦派。但学界目前对它的认识还有一些模糊，所以第二节从多个角度对它进行了解剖分析。灵剑子导引十六势代表了宋元净明道导引术的发展水平，本章第三节对其作了专门论述。中国古代的道教导引术在明清两朝的发展并没有停滞，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导引术对内丹与拳技的融摄，从而导致了太极功法与太极拳法这类新型导引术的诞生。刘元焯于清道光年间编辑的《张三丰太极炼丹秘诀》中的第二卷《太极长生诀》就对这类新型的导引术作了汇集，而中国古代社会也恰好在此际走到了终端，那么，《太极长生诀》也自然成为中国古代道教导引术终结的标志。鉴于《太极长生诀》的这种特殊意义，本章的第四节就对其作了较为详细的讨论。近代以来，西方竞技体育运动的涌入，使得包括道教导引术在内的一些中国传统的体育运动方式被逐步边缘化。但不能由此就认为它们在现代社会中丧失了价值，没有存在的必要。为此，本文在最后的第五部分《结语》中对道教导引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作了三方面的论证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