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绿色发展,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环境规制作为一种“有形之手”,可以有效治理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改善环境质量;并且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了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但是学者们却忽略了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已经成为中国各级政府官员考核、问责和晋升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该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创新行为。在审计试点中,当试点地区的企业面临着环境的压力,可能会出现“倒逼效应”和“激励效应”两种不同的应对策略。本文以自然资源离任审计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审计试点城市与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的数据进行匹配,构建多期DID识别框架以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探讨了官员晋升激励机制的转变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以及对区域差异、企业所有权差异和城市定位差异进行了异质性检验。本文发现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政策实施会影响辖区内的投资者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而“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其次审计政策会促使政府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对企业予以“补偿”,从而激励企业增加绿色投资活动和绿色专利产出。同时在区域层面,本文研究发现相比于东部地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试点的开展在环保监管力度相对较轻的中西部地区的样本中,能够更有效发挥“倒逼”作用,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在企业层面,相比于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政策的实施在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的绿色创新激励效果更加明显。在城市自身定位方面,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政策在非环保城市的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本研究从地方官员离任审计视角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同时也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关于地方官员晋升考核机制相关文献,并为考察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的政策效果对试点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