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在国家治理中,规划制度发挥作用的途径在于通过法定的形式,将党和国家的政策上升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制度,从而指引各项事业发展。相比较而言,人们对空间规划并没有如同发展规划一样高的关注度。然而,空间规划进入人们的视野和学术研究范畴,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发明,而是基于社会关系需要法律规范调整的客观需要和当然结果。与我国空间规划的制度渊源不同,国外空间规划产生和发展的根源主要是城市化发展引发的城市空间非正义问题,比如城市由中心向外围扩张造成对农业生产空间的侵蚀,以及城市中以资本为导向的发展带来的空间隔离、职住分离等问题。我国空间规划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则较为复杂,而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正是由于其阶段性、倚重性、复杂性的特点,加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以及竞争博弈导致的空间规划乱序,造成了资源利用的浪费、区域发展的不均衡等问题。为此,新时代以来,中央先后提出统一规划体系,构建“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不断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动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是构建和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实现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应当遵循法治化的逻辑框架。所以一方面应当从理论层面,以国土空间规划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为研究基础,阐释将国土空间规划纳入法治轨道的路径选择;另一方面应当从实践层面,厘清国土空间规划制定、实施和保障的动态运行机制。而且,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应当遵循“良法善治”的一般逻辑和政策法治化的具体逻辑,并体现在实体法治化和程序法治化方面。实现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应当秉持基本的价值目标,体现一定的原则。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的价值目标是传统法的价值在特定领域的映射和拓展:在正义价值上,强调空间正义与空间产品供给;在秩序价值上,强调空间规划管控与空间权益保障;在效率价值上,强调空间资源配置与激发市场活力;在安全价值上,强调国土空间安全与空间发展。国土空间法治化的原则是动态的,贯穿于国土空间规划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环节以及国土空间规划制定、实施和保障等运行机制中的原则,具体包括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共利益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四个方面。国土空间规划法律关系中,既包括权力与权利的相互作用关系,也包含由此而产生的权责关系问题。国土空间规划权本质上的公权力属性,以及以此为主要内容形成的国土空间规划制度和国土空间用途管控制度,必然对于私权主体行使权利造成一定程度的限制。作为公权行使主体的政府,如何实现在市场决定作用的基础上更好地作为,这又关系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所以,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关键在于明晰和合理配置政府事权,界定好政府权力行使的边界。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规划在国家空间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调控功能。但多年来形成的规划乱序,很难聚集成规划调控的合力。新时代以来,从“多规合一”的试点到构筑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顶层设计,都将规划法治建设的着力点放在规划之间的相互关系协调和形成完善的规划体系上。这首先要求从根本上厘清发展规划与空间规划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土空间规划在国家规划体系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厘正国土空间规划与现行有效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之间的衔接关系,并且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明确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专项规划之间的关系,做到规划体系的协调衔接和有机统一。国土空间规划运行机制的法治化主要体现在规划的制定、监督实施和保障等方面。国土空间规划制定的法治化主要包括规划编制和审批等程序设计以及规划公开机制和参与制度等方面。其中,在规划编制的准备阶段,应当把土空间规划“双评价”和国土空间管控边界划定作为实现法治化的重要方式,这也是整个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监督实施的基础。国土空间规划监督实施机制的法治化主要通过国土空间规划的评估和修改制度、空间分区管控、用途管制传导机制、国土空间的准入、许可、变更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的监测预警、监督检查与执法督察制度来实现。国土空间规划的运行保障体系主要体现在宪法和法律、国土空间规划专门立法、国土空间规划政策等法规政策保障,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共享机制和科技应用等技术保障。尽管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四梁八柱”已经基本形成,但与法治化目标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反思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路径,还存在国土空间规划立法、国土空间规划制定、监督实施、技术保障以及规划参与等方面的困境。为此,需要构建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的“良法”体系,协调推进中央与地方立法、基础性立法与专门立法相互衔接,坚持法律法规与政策、其他社会规范并行;并且要重塑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的“善治”理念,完善国家治理的空间治理维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规划法治理念,引领实现共同富裕的空间正义诉求;同时从国土空间规划制定程序的完善、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机制的优化、国土空间规划责任体系的构建以及国土空间规划技术的法治回归等方面完善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运行机制。综上,国土空间规划何以法治化?首先,它既是一个理论命题,又是一个实践命题。在理论层面,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要沿着“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法-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的框架,将国土空间规划纳入法治轨道。在实践层面,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应当体现为国土空间规划制定、实施和保障的动态运行机制。其次,它既是一个抽象命题,又是一个具体命题。在抽象层面,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应当遵循“良法善治”的一般逻辑;在具体层面,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应当符合规划作为政策的法治逻辑。最后,它既是一个实体命题,又是一个程序命题。实体层面的法治化主要指的是国土空间规划文本、国土空间规划事权配置、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衔接协调等方面的法治化,程序层面的法治化则主要包括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程序、规划实施程序和监督问责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