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经济不确定性不断加剧,各国政府为克服危机、稳定经济发展水平频繁调整经济政策,我国也不例外,如“四万亿”计划和降息。此后,我国又实施了“互联网+监管”、“双循环”、“减税降费”、“六稳六保”、“深化放管服改革”等一系列政策,用于应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不断提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会影响企业融资决策,进而对企业杠杆率的总量和结构质量产生影响。而杠杆是把双刃剑,它既可能给企业带来高收益,也可能给企业带来高风险,杠杆对于收益和风险都具有放大功能。尤其是不同类型企业杠杆率不均衡时,可能会导致金融资源错配,牺牲全要素生产率。如何更好的去杠杆以及优化不同类型企业杠杆率,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一环。本文基于陆尚勤和黄昀（2019）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指数）,利用2010-2020年微观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总量和结构的影响,进而研究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这一外部冲击时,如何优化企业杠杆率的配置,促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证分析主要得到如下结论:第一,综合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对企业杆杆率水平有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企业杠杆率水平会下降0.012个百分点。第二,企业杠杆率的结构分化程度因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而增加,即上述抑制性作用存在显著的所有制、规模及地区差异。具体来说,这一负向作用主要体现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举足轻重作用的非国有、新兴小规模以及东部地区企业,降低的是高效益“好杠杆”,金融资源分配更为不均,导致资源错配更加严重,削弱去杠杆政策效果,也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结合实证分析结果,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企业金融资源错配这一不利影响,为尽可能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弱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的不利冲击,避免经济效率高的杠杆被经济效率低的杠杆挤出,促进平稳去杠杆,优化杠杆率结构,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保持经济政策的适度稳定性,强化前瞻性引导,以降低潜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2）关注杠杆率结构性特征,实现差异化去杠杆以及效率上优杠杆,以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杠杆率结构分化的冲击;（3）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拓宽融资渠道,改善企业融资环境;（4）企业提高风险意识,采取有效措施增强自身抵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