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农药的使用，在挽回有害生物所造成的农产品产量损失、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商品价值、保障农产品市场供给和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农药的使用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农药使用的效果、效率和对环境的影响。 目前关于农药使用效果及边际要素产品价值的研究较多，但实证研究结果与利润最大化理论之间的背离，主要是由于实证模型的缺陷，已有农药生产研究模型都忽略了农药的漂移、蒸发等导致的农药使用效率问题，由于不同的农户个体有不同的农药使用效率，其生产力的个体差异导致不同农户的农药边际净收益存在差异，以往模型关于所有农户共享相同生产函数这一重要前提是不成立的，因而导致实证结果和已有理论出现背离。此外，已有研究对不安全使用行为和非环境友好型施药行为的影响因素、方向、大小与机制以及农户对待不同作物(如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施药行为差异等问题都缺乏深入研究。 本文的主要目标是从微观的角度构建理论模型并实证判断农户是否存在过量施药行为，然后深入探讨影响农户各种施药行为的各种因素，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寻找影响农药使用效率、效果及环境风险用药行为的微观机理，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采用入户调查为主要手段，构建评价量表定量评价农户的施药效率、环境风险用药行为，并构建线性模型定量研究其影响因素；采用风险控制产量方程(Damage Control Production Function)，分析农药的生产率并根据农药边际产品净收益判断农户是否存在过量施药行为；根据调研案例分析规模化病虫害防治的几种典型模式，并比较与分散防治的绩效差异。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1)从宏观背景来看，目前我国农药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病虫害防治组织模式正在由一家一户为主向专业化、规模化为主转变，病虫害防治技术措施短期内仍然以化学防治为主，病虫害发生面积和发生强度都呈持续上升的趋势，同时病虫害防治强度也不断上升，防治的难度也逐年加大。随着病虫害的发生面积快速上升，化学防治压力不断加大，从农户微观行为角度研究提高化学农药使用效率的机制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具有重要意义。(2)从农药法律、规章制度和管理来看，目前我国农药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和政策与其他法律法规存在抵触，管理制度不健全，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应建立农药生产经营台帐制度、经营销售许可制度、行政管理可追溯制度、高毒农药使用许可制度等，并提高生产企业准入门槛。(3)每个农户施药效率存在差异，因此有效施药量并非实际施药总量，通过分析农户对害虫靶标特性、作物靶标特性、气候条件、植保机械的技术状态与施药效果关系的分析，可以初步评价农户的施药效率，评价结果表明样本农户施药效率总体较低，平均只有61.01，仅基本懂得一些施药常识，这说明如果农户存在过量施药行为，那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所掌握的相关知识欠缺、所采用的技术装备落后所导致，并非故意为之。应加大宣传培训力度，改变其生产技术效率才能改变过量施药的状态。(4)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存在农药边际净收益小于0的过量施药情况，认为农户施药行为不理性，然而这些研究没有考虑到每个农户生产前沿面的不同，考虑到每个农户施药效率差异的情况下，就会发现农户是理性的，其生产状态处于他所处的技术水平下的生产前沿面，大部分农户农药边际产品净收益接近于0，农药要素投入在他所处的技术水平下是接近最优的，他们在各种条件限制下依然追求利润最大化。(5)可以将农户导致环境风险的农药使用行为细分为针对施药者的不安全用药行为和针对施药者以外的环境(包括非靶标生物、水、空气等)非环境友好用药行为，这两种行为的影响因素和机理具有差异性，相同影响因素影响方向甚至可能相反。不安全用药行为是一种内部性用药行为，主要由于施药者自身对安全问题认知不足所导致，主要从加强培训方面入手，提高人力资源入手；非环境友好用药行为是一种外部性用药行为，主要由于缺乏监管所导致的公地悲剧问题，需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监管来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和用药过程中所导致的环境风险问题比较起来，农户更加注重用药过程中的自身安全问题。(6)规模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比小规模农户的农药喷洒装备技术含量更高，拥有更高的农药使用效率，同时更加注重环境风险问题，因此专业化防治服务体系的建设，是解决我国农药施用效果、效率和环境问题的重要微观路径。 本研究的主要学术价值在于指出了由于个体技术效率差异的存在，判断其是否过量投入某一生产要素不能用同一生产前沿面来判断，而要用微观个体所处的生产前沿面来判断，要提高要素利用率的途径是通过宣传培训和新技术的使用来改变微观个体的生产前沿面或者鼓励更多的要素利用率高的微观组织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