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今天，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欧债危机虽然阴霾未散，但相对稳定，而人民币则持续升值，这些因素都助力我国企业迎来海外并购的黄金时机。我国企业也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在2012年我国海外并购额达到234亿美元，较2007年增幅达425%。一系列标志性的并购案如吉利并购沃尔沃，中海油控股尼克森表明我国企业正借力海外并购加快产业升级和向“国际化”转型。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海外并购如对应不当，则可能掉入“陷阱”。上汽并购韩国双龙，却深陷工会斗争的纷扰，以宣告双龙破产收场。三一重工在巨资闪击普茨迈斯特，成功上演“蛇吞象”后，却不得不面对当年业绩将大幅下滑的考验，而在本文所研究2009至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交易中，约65%的公司在交易后业绩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因此，如何提高公司内部应对日臻复杂的海外并购决策的能力，哪些公司内部机制需要进行提高和完善，从而为海外并购决策建立扎实的基础是我国企业家们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将通过研究和分析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以及国外最新并购案例来尝试给出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本文创新点在于以思考最新的国际并购案例为切入，借鉴国外著名企业的并购得失，结合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现状和问题，探索国际化标准规范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新思路。本文着重于中国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海外并购绩效影响，尝试和探索影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内在因素，为企业提升内在机理水平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和策略。海外并购对我国企业是一项新的挑战，虽然近年来的交易有大幅提高，但占比总体并购交易的数量和金额还较小，相关可以借鉴的国内企业案例和经验并不多，特别是目前对于我国海外并购绩效的评价还有很多争议，导致目前很多企业在海外并购时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作为力图成为国际化的我国企业，更应该以国外成熟大公司视角来发展具备中国特色的跨国企业，因此，在进行海外并购时，研究国外著名企业的并购得失，对想要走出去的我国企业将更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而近年来最大的并购失败案例的惠普并购Autonomy无疑是最好的研究对象。惠普作为全球最大的科技企业，其发展壮大的历程与并购密不可分，成功并购康柏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的计算机硬件生产商。但近年来，公司治理陷入混乱，公司董事会内斗，首席执行官频繁更替，频频爆出窃听门，桃色交易等丑闻。随之而来的是公司为进行战略转型而进行大笔并购的屡屡失败。2012年公司宣布并购Autonomy导致公司亏损88亿美金则再次考问惠普董事会和公司治理机制，并发人深思。因此本文将从对惠普并购案的得失切入，以事件分析法对惠普并购案绩效作出评价，通过分析Autonomy案例并比较惠普并购康柏的成功得出惠普成功并购康柏是基于当时惠普高层管理结构稳定，进行决策时充分发挥了公司董事会独立判断，集思广益的作用，而并购Autonomy的失败则源于公司治理之乱，董事会和首席执行官在上任不久便急于进行战略转型的大型并购，在并购执行过程中董事会的独立判断和决策的规模效应未充分发挥作用，导致公司忽视了目标公司财务造假的风险。在结合并回顾公司治理与并购绩效关系的理论基础上，特别是并购交易对于信息保密性的要求决定了公司董事会作为唯一决策机构的特点，本文将着重研究董事会机制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且将董事会独立性、董事会规模、董事长与总裁是否两职分离以及总裁对业务熟悉程度四点作为影响并购绩效的关键变量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进而通过以近年来中国海外并购的交易对该模型进行检验得出结果。结论和建议，董事会独立性与并购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即董事会的独立性提高能帮助海外并购绩效的上升。董事会的规模与并购绩效也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在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时，董事会规模的扩大能够提升对复杂并购决策的有效性，这与在相对熟悉的国内环境进行并购交易不同。而董事长兼任与并购绩效呈现不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在董事会对公司决策影响力较弱的情况下，公司并购绩效会有下降的可能。公司总裁对业务熟悉程度与并购绩效呈现不显著的正相关，另外，研究还表明，并购规模与并购绩效呈显著负相关，这表明我国企业在面对大宗海外并购交易的复杂性和把控能力有待提高，而针对一些国外中小企业的技术并购的成功可能性则更高。因此从惠普的公司治理机制上可以借鉴的是，提高董事会独立董事比例，扩大董事会规模，对于正在转型成为跨国企业的中国公司进行海外并购绩效能起到积极的影响。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充分发挥董事会在海外并购决策中的作用是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化的道路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