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至今,我国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经过几个阶段的变革,但一直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机构设置不合理、名称不统一、运行不规范、上下级难对接等,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检察工作,影响和制约检察业务工作的顺利开展。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将内设机构改革列为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7月召开的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提出,要积极推进内设机构改革,2018年12月4日,中央正式印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编制规定》正式出台后,各地各级检察院也陆续进行内设机构改革,但对于这些改革是否解决了改革前所提出的问题尚无明确调查数据。本文拟通过对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的形式,综合48份问卷和24份包括各地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设置表格对内设机构改革后近期情况进行分析论证,探究改革前诸多学者所提出的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若未解决,能否提出可行的建议,并以期能为后续文章研究检察权运行配置提供佐证和参考。本文共分四个部分,共约3万余字。第一部分主要对我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至今的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变革进行梳理,将其分为五个阶段,总结其中存在的问题,厘清内设机构发展变化过程,并明确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需要综合考量的因素,认清内设机构改革的定位,促进法律监督职能的实现,为办案责任制服务。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当前实践中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积极效应,肯定了此次内设机构改革在精简机构、明确派驻检察室定位、提高检察人员专业化程度和相对独立性方面取得的成就。精简内设机构既能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避免职能交叉,提高办案效率,又能集中办案力量,缓解检察机关案件数量多、办案人员数量少带来的压力。2019年新修订的《检察院组织法》明确了派驻检察室是检察机关的派出机构,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在监狱、看守所等场所设立检察室,并可以行使部分检察职权,也可以进行巡回检察。解决了以往法院和公安局都是依据法律设置派出机构,唯独检察院依据检察院内部文件设立派出机构的尴尬局面。从检察人员角度来看,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还通过重设内设机构为“捕诉合一”办案机制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能够节约办案时间,提高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增强检察人员办案能力;实施专人办类案,能够使检察工作人员的类案专业化能力得以强化,充分发挥人才优势。改革还消除三级审批制的弊端,减少了行政审批环节,减少了行政层面的干预,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由检察长对检察官授权,办案检察官对案件享有决定权并对案件负责。增强了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也能提高检察官办案的积极性。第三部分主要对当前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产生的消极效应进行分析,实践中仍存在民事、行政、公益诉讼三大检察重视程度有待提升、业务部门名称设置不合理、派驻检察室监督职能弱化的问题。实践中检察人员尚未完全转变“重刑事轻民事”的思想,对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工作的重视不够。且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与刑事检察在检察人员的专业素质、办案能力、办案人员人数方面,还是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业务部门名称设置上也存在对内对外两方面的难以识别职能从而对应找准部门的问题。派驻检察室存在职能规定过于原则、监督力度不足、监督渠道不畅等多项问题。第四部分是针对我国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解决对策并提出一些可供完善的建议。第一,进一步提高对民事、行政、公益诉讼三大检察的重视程度,摒弃“重刑事轻民事”、“重刑事轻行政”的思想,坚持树立“刑民并重”观念,转变工作重心,由重诉讼转变为诉讼与监督并举,由重刑事诉讼监督转变为刑事与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监督并重。第二,规范设置部门名称,将业务部门依旧按照现有标准进行划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称呼,将业务部门分为四大类,即刑事检察部门、民事检察部门、行政检察部门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刑事检察部门内部再分为轻刑犯罪检察部、重刑犯罪检察部、监委移送犯罪检察部、经济犯罪检察部、未成年犯罪检察部、监所检察部,一共九个业务部门。第三,强化派驻检察室监督职能,派驻乡镇检察室应当保留处理涉检信访和参与综合治理这两项职能,增设发现公益诉讼线索的职能。派驻公安机关检察室加强对群众的自我宣传,表明自己与公安机关具有法律监督关系,鼓励群众主动通过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厅共同制定出台一个相对具体的规定派驻公安机关检察室和被派驻的公安机关间具体运行的法律文件,明确公安机关与派驻公安机关检察室拥有的权力和应履行的责任。针对派驻检察形式化的担忧,实行“派驻”与“巡回”两种模式并行,既解决了派驻检察可能被驻地机关“同化”的问题,又避免了巡回检察“巡而不察”或由于了解不深、无法发现深层次问题,从而变相限制在押人员行使申诉控告举报权利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