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由于资本市场监管尚不成熟,我国上市公司出现愿意分配股利的公司比例低、股利支付率低的“双低现象”,使我国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侵害,因此21世纪以来,证监会陆续推出多个政策,以规范和引导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选择。2004-2013年,我国证监会相继推出“软约束”股利分配政策、半强制现金分红政策和差异化现金分红政策,从“一刀切”逐步过渡至更加合理的约束,我国股利分配的监管政策逐渐实现了从无实质性约束到按照上市公司成长阶段和根据再融资需求规定现金分红最低要求的转变。通过分析A股上市公司1990年-2020年的现金分红、股票股利和再融资数据,并计算我国每年的现金股利支付率等指标可以发现,不同政策背景下,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有所不同,那么股利分配政策的监管环境是否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的决定因素呢?本文以此为研究问题,以2000年-2020年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数据为样本,通过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实证回归等方式得出结论。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分配现金分红的比例和现金股利支付率呈现较明显的波动,我国30年来现金股利支付率平均仅14.89%,2000年前该比例约25%,进入21世纪后该比例稳步提升,但2006年该比例下滑至22.58%,且持续下滑至2010年,2011年现金股利支付率重回10%,并在2020年达到18.92%。同时,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不同的政策环境会导致上市公司进行现金分红的比例和现金股利支付率有所波动,2004年、2008年和2013年证监会推出的监管政策均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意愿。2004年、2006年和2008年相继推出几个版本的半强制性现金分红政策后,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有一定提升,二者有显著正相关关系。2006年和2013年的政策分别通过不同的三年累计股利支付率和上市公司成长阶段的划分,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或现金分红占比的作用方向不同。同时,考虑到2013年政策要求上市公司将现金股利分配的计划和优先顺序写进公司章程,使其不能再像之前一样随意发放现金股利,我们的实证结果发现2013年后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的波动性显著降低。另外,上市公司的规模越大、总资产收益率越高、资本支出越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现金分红的水平和意愿越高。其次,从成长性的路径考察差异化现金分红政策的实施效果,回归发现差异化现金分红政策的实施确实降低了A股成长性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占比,公司成长性越强,越需要进行资金运用,因此现金分红占比降低。而对于成长性的指标选择,本文比较了代表历史的和代表未来的两类指标,研究发现采用代表未来的成长性指标作为交乘项来验证差异化现金分红政策的实施效果不够显著,而代表历史的指标回归结果更加显著,更具有说服力。从政策角度来看,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不同的现金分红监管政策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意愿和水平有较为显著的影响。政策环境对现金分红和股利支付率有强制要求时,上市公司更有动力进行现金分红,当监管政策规定的门槛股利支付率较低时,上市公司更有动力减少现金股利支付率以接近门槛。基于股利生命周期理论,上市公司所处的成长阶段决定了其所采用的现金分红水平和意愿,证监会2013年推出的差异化现金分红政策也从现金分红意愿、现金股利支付率的稳定性和现金分红占比等角度,显著影响了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行为。进一步研究,从市场反应来看,2013年差异化现金分红政策颁布后,现金分红占比较低的公司有望更高的长期价值。基于实证分析结果,笔者认为为了改善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双低”的现状,即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比例低、现金股利支付率低的现象,加强中小投资者保护,减少上市公司“铁公鸡”行为,监管部门需要不断完善差异化现金分红政策,减少“一刀切”的现状,同时需要进一步明确“成长阶段”和“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具体定义,以使该政策更明确地落地实施。从上市公司角度来看,上市公司需要进一步健全现金分红决策机制,建立科学的现金股利分配制度,保持现金股利的一贯性、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