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立法制度日趋完善,环境质量也不断提高。根据《2018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报告》,我国过去十年总体环境现状有所改善,排名由第136位（2007年）上升至第120位,但还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尤其是空气质量等领域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究其原因,环境政策执行效率低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环境执法监督,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和有效性,2014年环保部制定并颁发了《环境保护约谈暂行办法》,标志着环保约谈制度的正式建立,也是“督企”转为“督政”方式的重要转变。该政策的颁布增加了地方政府环境的治理压力,促使其进一步加强环境治理和监管,但是政策是否会对企业微观层面的环境行为产生影响,有待进一步验证。本文采集2011-2018年进行环保约谈的城市和地区上市公司环保投入的数据,利用环保约谈制度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从微观层面检验了环保约谈制度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具体考察了环保约谈制度对企业环保投入的直接影响以及长期影响,被约谈官员的特征对环保约谈制度与企业环保投入关系的影响,以及政府环保补助是否在环保约谈制度与企业环保投入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发现:（1）环保约谈对发生环保约谈城市的企业环保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效果在约谈当年最为显著,之后逐年递减,不具有一定长效性,即环保约谈制度对增加企业环保投入具有直接影响,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长期影响减弱,上述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被约谈官员的个人特征会对环保约谈与企业环保投入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即被约谈的政府官员的任期越长、受教育程度越高、年龄越大越能够正向调节环保约谈与企业环保投入的关系。（3）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环保补助对环保约谈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4）拓展性研究发现,环保约谈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在媒体和公众的不同公共压力下呈现一定的异质性影响,媒体关注度越高,公众参与度越高,环保约谈越能够正向促进企业环保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