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的年均增速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领先于世界平均增长水平,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我们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宽松的政策环境吸引资本投资,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忽视了其行为给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而在我国倡导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的背景下,如何在兼顾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变,成为我国下一步工作的重要目标。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绿色发展成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针对绿色发展我国的下一步工作计划就是要继续推进污染防治,不断壮大绿色环保产业,加强对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目前普遍认为环境问题的解决应通过多种手段如行政、法律和经济等的相互协调来实现,其中经济手段是政府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最佳手段,税收作为政府实施经济手段的一个重要工具,应充分发挥其在环境污染治理、资源有效配置和宏观调控方面的重要作用。2018年实施的《环境保护税法》和拟于2020年实施的《资源税法》等法律的出台体现了我国对于绿色税收发展的重视,由于我国环境税体系并未建立,因此本文以目前普遍认为的“准环境税”概念来定义我国现行的环境税。对环境税征收的影响的研究主要是聚焦于环境税的环境和经济红利,即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本文在梳理研究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延续了以往关于环境税双重红利效应的认知,从绿色和经济红利的层面探讨环境税双重红利在我国是否存在。本文首先理清了环境税和双重红利效应的基本概念,并在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环境税双重红利效应在理论上的可行性,具体阐释了环境税如何通过矫正负外部性减少污染物排放,通过提高资本投入和就业率促进整体经济发展。其次,本文分析梳理了我国现行环境税政策的现状和其存在的问题,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和生产函数模型选择山东省2005——2017年的有关数据对环境税的绿色红利和经济红利进行实证检验与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环境税的绿色红利即第一重红利效应并未显现,环境税的增长使污染物排放量不降反增,在经济红利的检验中,环境税的增长在整体上能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发挥十分轻微的拉动作用,在促进就业方面也有一定正向影响,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并未得到有效实现。本文最后基于环境税现有缺陷及实证结果的总结分析,提出有利于我国环境税双重红利效应实现的进一步改革建议。即在保持税收中性的原则下,先从提高我国现行环境税制度的绿色度着手,以融入型环境税制度的绿色化改革助推独立型环境税制度的建设,兼之对于目前环境税的征管体系和有关配套措施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