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兴的交易方式,改写了人们的交易规则,重塑了人们的消费模式。相较于传统零售市场,电子商务凭借高效的信息传递与共享、较低的交易成本、较小的距离障碍等优势,迅速抢占我国零售市场份额。2008年至2020年我国网上零售额增长高达93.56倍,2008年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只有1.00%是通过网络购买的,而在2020年这一比例增长为24.90%,交易商品涉及人们衣食住行文娱等各个方面,电子商务未来仍存在较大增长空间,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应用逐渐广泛,我国部分偏远农村巧妙地借助实力强大的数字平台,将电商与当地特色产业形成有机融合,形成了电子商务专业村。在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的作用下,当地居民收入得到大幅增加。电子商务强大的驱动力吸引众多居民加入到本地创业的浪潮中,政府亦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以促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电子商务发展、赋能乡村振兴。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特别指要实施“数商兴农”工程,推进电子商务进乡村,进一步促进农副产品直播带货规范健康发展,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同时,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但现有文献局限于从信息传递、交易成本等角度研究电商发展对总收入、收入不平等和消费的影响,缺乏从劳动力市场角度的研究,亦鲜有学者聚焦于电商发展对家庭收入的结构性影响。实际上,电商发展可能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广延边际效应和集约边际效应,即分别拓宽劳动力就业市场范围和替代部分传统的就业市场（如外出打工）。具体地:电商发展通过增加买卖双方信息获取程度、减少商家市场进入成本、降低经营风险等作用激发居民的创业热情,进而挖掘新的市场,同时,电商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零售业产生了替代效应。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研究劳动力在打工和本地创业两个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转换,提出一个简单的理论假设:电子商务的发展可以促进居民在本地进行自主经营,从而提高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降低打工收入占比,改善居民家庭收入结构,盘活当地市场经济,促进乡村振兴。本文对电子商务发展对居民收入结构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第一,电子商务通过提高信息传递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整合社会资本等效应提高了零售市场的有效性,降低了大企业的垄断,减少了商家尤其是偏远地区小微电商的市场进入成本。同时大数据平台强大的引流作用扩大了其商品销路,降低了商家经营风险,增加了当地居民的销售收入,从而对劳动力由打工尤其是外出打工向本地自主经营的转变起到了鼓励作用。第二,电子商务发展对居民打工收入亦存在正向协同作用,电商的发展促进了当地商品生产、加工、物流、仓储、服务等完整产业链的建设,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尤其促进留守妇女和不能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参与到市场中来,因此在促进总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增长的同时,也显著促进了居民打工收入增长。第三,尽管电子商务发展促进居民打工收入增长,但本地打工收入来源于雇主经营性收入,同时成本较低,加之一些小微店铺起步阶段多由店主及其家庭成员负责生产和运营,并未支付人工工资。因此,尽管电商发展同时促进了经营性收入和打工收入的绝对增量的提高,但在收入结构上,现阶段电商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经营性收入占比,降低了居民打工收入占比。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整合北大和阿里研究院根据各区县网络设施、网上交易额等全面综合计算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对上述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1）电商发展显著提高了中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总体收入水平、经营性收入水平和打工收入水平,并且影响了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结构:提高了家庭的经营性收入占比,降低了家庭的打工收入占比。（2）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之间自然地理环境、人口情况差异较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不均衡,网络、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也不一致,因此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对不同地区居民收入结构影响存在差异:电商发展降低了西部地区居民的打工收入占比;提高了东部地区居民经营性收入占比。（3）城乡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占比,表明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对农村地区吸引劳动力、留住劳动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而促进农村地区收入的增长、经济的良好发展。而由于城镇原本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电子商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原实体店客流,对城镇居民的自主经营并不只有正向促进作用,因而对城镇居民收入结构影响不显著。（4）更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电商发展对居民劳动力在本地就业创业和外出打工之间的替代效应产生影响,为居民本地就业创业提供外部环境的可能性,改变了居民的劳动力的空间配置:提高了本地创业就业,提高了经营性收入占比。为了使实证结果更贴合实际,本文对上述研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由于电子商务水平与网络普及率、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息息相关,更高的基础建设数字化水平往往可以给电子商务发展提供有利的客观条件,因此本文采用乡村基础建设数字化指数作为电子商务发展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又使用受访者所在地级市市长是否接受过经管教育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实证结果均支持本文研究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