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问题既是哲学家讨论的中心话题,也是文学作品的表现对象。本文以西汉赋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了西汉赋的生命主题。本文认为,西汉是儒道并进、神仙信仰极为流行的时代,也是强化专权的时代,更是死亡意识和长生幻想极其浓郁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西汉赋家们既关注现世生活的质量,更忧虑生命短暂的无法回避。在这二元悖论的生死选择面前,他们感到困惑、迷茫和无助。于是,他们便借助于辞赋创作,尽情抒泄其生命焦虑,也适时表达了他们的生命观和生命价值观。这是我们选择此课题的原因之所在。本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绪论部分。该章首先辨别了“汉赋”和“生命主题”这两个关键词,然后回顾了西汉赋主题研究史,并就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略作说明。本章认为,二十世纪前的西汉赋研究者关注汉赋的讽谕、抒情特点,已触及了主题研究,但政治功能论倾向较明显。二十世纪以来,许多研究者触及西汉赋生命主题的研究,成为本文探讨的学术基础。新世纪以来,探讨古代作家的生命意识及其作品的生命主题者越来越多,也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不过,人们对汉赋生命主题关注的并不够,这也为本文的研究留下了学术空白。第二章:西汉赋家的生命观和生命价值观。本章首先追溯了西汉赋家生命观和生命价值观形成的思想渊源,认为关注现实的先秦儒家、关注自我生命的先秦道家以及鼓吹求仙长生的先秦神仙信仰等,是西汉赋家生命观和生命价值观形成的主要思想渊源。本章从西汉赋家对成为帝王师友的期盼和追忆、对人生“三不朽”的躬身践履及其在仕进途中的遭遇、生活期待和国家意识等方面,分析了他们的生命观、生命价值观形成的现实原因及其表现特点。进而认为,西汉赋家的生命观和生命价值观具有时代差异性,这在西汉赋生命主题中有明显体现。第三章:西汉赋的贵生主题和游仙主题。该章认为,西汉黄老道家思想是汉赋贵生主题和游仙主题形成的思想基础,而西汉时代死亡现象的增多则是其现实基础。尤其是汉匈战争和西汉律令的严苛所导致的大量死亡事实,成为西汉赋家的生命压力。他们幻想通过游仙来获取肉体和精神的自由,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当然,期望长生、逃避死亡的本能愿望也是该主题形成的心理原因。第四章:西汉赋的个体生命感伤主题。本章认为,西汉赋家的生命焦虑是西汉赋兴盛的心理驱力。他们遭受外在的专权压力,对战国士人享受人格自由的追忆与渴念,共同促成西汉辞赋的发展兴盛。他们为满足专权统治者的需要而“为文造情”,也为满足自身情感抒泄的需要而“为情造文”。专权政治、帝王喜好是其创作的外在驱力;而政治压力感之下的忧心焦虑、苦闷哀怨则是其内在驱力。本章通过从时命感伤、感叹生命短暂和待时保命等三个方面的分析,认为政治压力感和生命短暂压力是西汉赋的个体性生命感伤主题形成的原因。第五章:西汉赋的忧国忧民主题。本章分析了该主题产生的政治、文化背景,并就西汉赋家忧患民生、关心国家命运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赋家们对天下、百姓命运的忧虑既与其君、国、民一体观有关,也与西汉的现实状况有关。同时,本章就“美颂”和“讽谏”作了重新探讨,认为其间同样寄寓着赋家的生命理想和生命追求,应属于生命主题的范畴,而不是政治主题范畴。第六章:西汉赋的士群体忧患主题。本章从西汉赋家的生存环境、西汉赋的士群体忧患主题以及西汉中后期赋家的生命境界等方面进行分析。本章认为,赋家们对士人群体命运的忧虑,主要基于自身的处境和对专权政治所带来的政治压力感的体悟和理解,藉此认为他们的生命境界间于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之间。而他们的“自我”和“他我”双重人格的形成,也与此有关。第七章:西汉咏物赋的主题分析。本章首先介绍了西汉咏物赋的文献存轶状况,并就西汉咏物赋的真伪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考辨。然后就借物托讽的藩国臣僚赋、因物寓理的诸侯王赋和托物寓情的帝国臣僚赋的主题问题进行了探讨。本章还就《神乌赋》的主题问题作了专门的分析,认为作者着力于对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之核心“仁”的虚伪性和虚假性进行了批判,表露了作者对生命悲剧的深刻洞察和自我“醒悟”意识。第八章:西汉赋家的“自我”期待与“他我”意识。该章从西汉赋家的人格角度,分析了西汉赋生命主题形成的内在原因。本章认为,“自我”意识关注自身,而“他我”意识则关注社会。两者间既存在矛盾,也可以协调,而西汉赋家似乎更关注前者,故而把创作辞赋作为解决冲突的文人方式。从“自我”价值期待角度看,西汉赋家既有很强的个体性功利期待,也有“自我”价值诉求受阻而产生的臣妾身份意识,因而具有浓郁的个体性生命焦虑。从“他我”意识角度看,随着西汉大一统专权政治的确立,他们具有较浓郁的“他我”意识。这既是西汉政治需求的结果,也是赋家身份文人化的结果,由此导致其强烈的群体性生命焦虑感。本章还从文人角色冲突和赋家善于将“贤臣”与“谀臣”作为“自我”和“他我”的对象化存在两个方面,进一步论证了西汉赋生命主题形成的原因。所以,本章实际上代行了结论的职责,这是需要说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