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新的证据”规则是证据规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民事诉讼的发展历程中,实体公正一直是人们不懈追求的价值目标。“新的证据”作为举证时限的例外,是受追求实体公正的思想影响的结果。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采用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对于证据的提出时间没有限制,“新的证据”可以随时提出,由此产生了很多弊端。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21日发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上述弊端,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因此,对现行的制度进行改造,建立完善的“新的证据”规则十分必要。本文的写作采取了比较研究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首先剖析和比较各国立法例,其次分析我国制度中存在的不足与缺憾,最后对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出笔者个人的观点。在文章结构上,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三万多字,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新的证据”问题的概述。本部分从“新的证据”不同时期的内涵入手,剖析了“新的证据”概念在现有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两种观点,并对“新的证据”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同时,从举证时限制度的发展历程来探讨“新的证据”问题的历史沿革,分析了“新的证据”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为我国“新的证据”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新的证据”问题的比较研究。本部分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新的证据”立法的比较分析,发觉各国各地区并未完全排除“新的证据”的适用,都在不同程度为“新的证据”预留了存在的空间。但根据其法律传统、诉讼观念、审判模式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形式又不尽相同。因此,我国在“新的证据”立法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我国现实国情而不能一味照抄照搬国外的制度。第三部分我国“新的证据”问题的现状。本部分剖析了《证据规定》颁布前以及颁布后我国关于“新的证据”的相关规定,描述了“新的证据”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并对一审、二审、再审及可视为“新的证据”的内涵予以了厘清。发觉我国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过于严苛,而设置如此严格的“新的证据”规则并不具备相应的法制背景、周边制度保障,缺乏正当性和合理性,并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困难。因此,亟需对相关制度进行完善,使“新的证据”规则发挥其应有的效用。第四部分我国“新的证据”规则的完善。本部分是全文的重点。针对第三部分提出的我国现行“新的证据”规则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的措施。鉴于我国不具备实行严苛的“新的证据”规则的现实条件,笔者认为,应建立宽松明确的“新的证据”规则,并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如建立强制答辩制度、完善审前准备程序和强化法官释明权。同时,还明确了当事人提出“新的证据”的证明方法及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