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各国商事仲裁国际化、自由化趋势日益凸显。我国也面临商事仲裁国际化的现实压力。在中国商事仲裁国际化进程中,必需予以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无涉外因素的涉外仲裁”是否可以予以承认和执行。该规则在我国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或许处于保护本国商事仲裁市场的考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通过对现有法条和条约的解释,对上述问题给予了否定回答,而这一审判原则无论从法理还是法条规范上都是值得商榷的,这也必然会导致司法适用结果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对此,有必要从学理上对“无涉外因素的涉外仲裁”是否可以予以承认和执行予以分析。基于此,本文形成的研究思路及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简述了本文的写作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我国对无涉外因素外国仲裁承认和执行的司法处理,着重以新近的黄金置地公司案、朝来新生案这2起案例为切入点,揭示出法院对案情相似的2起案例做出不同裁定结果这一现象,并对这一差异性裁定的正当性理由,即自贸区的特殊法律地位、法律关系的差异性进行分析。第三章对不予承认无涉外因素外国裁决的法律理由进行深入分析,即对《民事诉讼法》第271条的性质是否为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以及《纽约公约》项下的公共政策的解释与适用进行探讨。第四章论述无涉外因素外国仲裁得到承认和执行的政策性理由、法律理由,这些现实理由包括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应对我国商事仲裁国际化的现实压力的需要以及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需要。第五章则提出完善我国无涉外因素承认和执行制度的建议。本文通过研究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自贸区不具有独立法域地位、朝来新生案与黄金置地公司这2个案件的法律关系并无多大差异,这两个因素无法作为认定这2个案件做出差异性裁定的正当理由;第二,《民事诉讼法》第271条的性质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而是管理性强制规范,且主要国家立法、司法实践以及中国司法实践均倾向于对《纽约公约》项下的公共政策进行限制解释与适用,朝来新生案裁定违反第271条的仲裁协议无效以及承认和执行大韩商事仲裁院裁决有违我国公共政策,缺乏充分的国内法、国际法依据。第三,对无涉外因素外国仲裁予以承认和执行实有必要,既是顺应国际商事仲裁自由化趋势、各国法院对仲裁的司法审查放松化趋势的需要,也是应对中国商事仲裁国际化的现实压力的需要,更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需要。第四,建议从对涉外因素进行扩张解释、依意思自治原则来认定仲裁协议的效力、统一并限制公共政策的适用等方面予以承认和执行无涉外因素外国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