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具体的公共卫生实践领域中,越来越多的道德风险和伦理冲突迫切需要相应的原则和规范加以协调。在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下,如何在较好地应对相关问题和伦理挑战的同时,有效地对自身的哲学根基和价值基础进行反思和批判,是公共卫生伦理学本身发展必须要迈出的关键一步。
　　 现在,全世界正处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高发期,由于这类事件具有突发性、破坏性以及高风险性等特征,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内,权利与自由,健康与风险,个人与群体,资源短缺与分配正义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在具体的应急过程中迅速地集中并暴露出来。在这一典型情境之下,政府将如何作为,个人将如何行动,社群团体(如相关专业人员、非政府组织、企业、大众媒体等)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承担何种责任,发挥什么作用等等都是需要仔细研究和反复探讨的问题。
　　 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尝试在较为形而上的层次上,综合利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针对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中的责任、合作等问题进行反思和论证。笔者在阅读大量中英文文献和政策法规的基础上,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
　　 研究指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我们应当强调健康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预防免疫作为应对传染性疾病最为实用和有效的方法之一,往往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与负担不公平分配的风险:一方面,预防免疫的整体观很有可能会造成对个体权利的忽视,让群体中极为少数的个人以自身的健康风险为代价为大众健康买单；另一方面,当群体中有足够数量的人接受了免疫之后,那些选择不接受免疫的人的“搭便车”行为使其在不承担任何风险的情形下获得了利益。同样,隔离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中的另一种有效方法也面临着伦理挑战。因为无论我们最终选择的隔离标准是什么,隔离措施一旦实施,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都将受到限制或侵犯。以维护群体的公共健康之名对患者进行隔离,或者说对患者个人的自由权利进行限制或侵犯必须面对自由权利价值精神的伦理追问,并提供相应的合理性解释。此外,信息公开必须贯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的全过程,保护群体健康与保护个体隐私权之间的张力成为信息公开最具争论的伦理问题。
　　 笔者在研究中引入责任伦理针对上述问题做出回应。笔者认为,政府应当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的责任主体之一,但并非全权主体,通过鼓励和强调社会动员形成政府权力限制的外部监督和约束机制是有必要的。同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的社会动员不可忽视。然而,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参与卫生应急在中国都有其现实局限性,所以,笔者认为家庭可以作为整合中国公众参与应急的一种现实途径,并尝试立足于传统儒家的和谐家庭观、孝、修身齐家等理念对此设想的可行性进行论证。此外,卫生专业人员、企业和大众媒体也需要积极参与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之中。
　　 在勾勒出上述框架的基础上,笔者强调在应急实践中应当贯彻利益兼顾、公正和补偿、信息公开和公众知情以及社会动员和合作等核心价值。同时也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对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实践的法制、机制和体制建设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