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史走进了地理大发现时代,中国戏曲开始被另外一种文明“发现”,并被用“他者”视角进行端详和审视。现代学者逐渐认识到深入了解和观察西方“他者”对戏曲定位的必要性,并经由对其演进史的追溯以把握这种定位的变化和修正,以期得出客观比较与界定的结果,最终实现戏曲的自我体认。本课题以传教士进入中国到1840年西方的戏曲叙说、翻译、改编与研究为对象,试图勾勒出这一过程从最初的遇见,到中间的静心分辨、体会、比较以及不可避免地产生曲解与冲突,到试图跨越文化障碍以实现文化融合的历史脉络,并探讨其间的具体存在状态与情景,作出理性分析与评判,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景式的历史成像。本文首先探析欧洲戏曲接受的起因,从早期传教士入华观看戏曲演出的记录入手,考查其对戏曲的文化态度和艺术接受视角,以总结归纳出马若瑟翻译《赵氏孤儿》这一中西戏曲交流重大起点的前因和潜流。其次分析18世纪欧洲“中国热”尤其是“中国剧”的演出,看欧洲对异质文化的接受立场及其误接,以探查其戏曲接受的文化基础,随后观察一个典型戏曲实例元杂剧《赵氏孤儿》的翻译与改编所带来的中西方文化碰撞与融汇。其三正面探讨在其诱发下展开的西方戏曲翻译与研究,深入辨析欧洲戏曲翻译研究的三位重要学者戴维斯、儒莲和巴赞的成就与不足,对其成果作出整体判断和评价,从中抽绎出西方品评戏曲的观念形态,从而确立“他者”的参照体系,为我们了解戏曲在世界上曾经发生的正反面影响提供认识框架。传教士入中国把欧洲人的中国想象从遥远神秘带向了切近质感,耶稣会士的“合儒”传教政策使之得以接近士大夫的戏曲生活,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中国戏曲有着与西方戏剧的形态差异和独特演出方法,对之作出品评把握,并将信息通过众多报告书、信札、笔记源源不断地发往欧洲。对遥远东方的古老帝国也有着戏剧演出的发现引起西方世界的一片惊悸,其结果是促成了马若瑟将《赵氏孤儿》翻译到西方。《赵氏孤儿》剧本的出版造成欧洲的文化轰动,它向西方宣告中国拥有自己的古老戏剧样式、有着与西方类似的人类思维与艺术情感、有着完善的戏剧道德评价标准、有着与西方不同的戏剧原则,这是这个民族能够与西方文明相媲美的有力证明。随之而来的是法国文豪伏尔泰和其他剧作家对之进行了一系列的剧本改编和上演,将十七八世纪欧洲的中国文化热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中国剧”热也越加蓬勃地蒸腾,最终促成了西方戏曲研究的兴起。从马若瑟的翻译与研究开始,西方学界就产生了跨越语言与文化鸿沟尽力接近戏曲文本及其内涵的渴望和冲动。19世纪初发端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和法国巴黎高校的西方汉学开张伊始,戏曲翻译与研究就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英国的戏曲研究先行一步,长期在广州工作的戴维斯在马若瑟之后,打破欧洲长达八十余年的沉寂,翻译了元杂剧《老生儿》《汉宫秋》,在欧洲产生了极大影响。法国汉学家迅速赶来,儒莲和巴赞更将《元曲选》翻译、节译或提取剧情梗概完毕,全部介绍给欧洲,并翻译了全本《西厢记》和《琵琶记》。他们同时对戏曲进行了日益深入的钻研和了解,加之对剧本翻译策略的摸索与翻译标准的不断提升,推动了西方戏曲认识的全面深化。戏曲的他者映像是西方人发现中国的一部分,戏曲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它事实上是西方的一种自我投影,是西方以自身文明为最高标尺作量具的一种衡量与比对,是以现时西方戏剧舞台为准则对于中国戏曲的量度。就其对中国戏曲的认识来说,与其说是为了再现中国,不如说是为了表述西方与构建自身,是为了用戏曲来为西方戏剧提供自我参照。而对于中国戏曲来说,西方人的言说是一种他者审视,提供了一种自身文明之外的他者视角和文化立场,这种视角和立场使戏曲发现了以往自我忽略的特征和性格。西方人的审美差异性也同时为戏曲提供了审视自身审美范畴、反观戏曲文化内核、反思自我价值取向的新的基点。由此带来的戏曲对自身的重新认识,使其坚持本体立场与矫正衍生部分成为可能,也使其对他者的文化利用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