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而在开放的经济系统中,技术的进步主要依赖于国内研发和国际技术溢出。在目前中国研发能力及科技水平仍旧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利用国际技术溢出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并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显得尤其重要。尽管外商直接投资(FDI)已经成为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但其溢出效应尚未得到一致的经验证据支撑,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吸收能力对FDI技术溢出效果的影响。目前,关于吸收能力与FDI技术溢出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实证研究,理论研究较为欠缺;另外,由于现有文献尚未形成对吸收能力的统一认识,往往强调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或金融深化程度等单一因素,因此得出迥异的实证研究结论。虽然也有学者尝试从“门槛效应”角度解释吸收能力与技术溢出效果间的关系,受限于计量研究手段,尚未对“门槛效应”的具体模式进行深入的分析,且大多停留于静态分析框架。鉴于此,本文以吸收能力这一重要研究视角为出发点,围绕吸收能力与FDI技术溢出的关系这一研究主题,系统地分析中国FDI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的具体门槛模式。旨在明晰吸收能力对FDI技术溢出的具体作用机理,客观评价中国现阶段的引资政策及各地区的吸收能力,为各地区结合本地吸收能力情况制定未来的引资政策提供实证依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首先,对发展中国家吸收能力与FDI技术溢出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为文章的实证部分提供严密的理论基础;其次,基于宏观层面吸收能力层次性的考虑,本文分别选择对外开放程度、区域创新能力及金融发展程度作为三个层次吸收能力的代理指标,分层次地分析基于这三个层次吸收能力的FDI技术溢出门槛模式;然后,进一步从广义的角度对吸收能力进行重新的界定,构建指标体系对中国各省市的广义吸收能力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相对变化趋势进行定量测度,并将时滞性引入实证模型,从总体上动态地分析FDI技术溢出的广义吸收能力门槛模式。与现有研究相比,本论文的创新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构建两阶段古诺(Cournot)寡头竞争模型,从理论上刻画引入技术溢出效应后,内、外资企业为了获取或预防溢出效应而进行的费用决策和最终的产量决策过程,进而对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与FDI技术溢出的一般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研究表明:当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低于门槛值时,均衡技术溢出率会随着内资企业吸收能力的升高而递增,此时,内资企业愿意为获取技术溢出效应支付更多的费用,而外资企业却减少为预防技术溢出效应而支付的费用;当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高于门槛值时,随着内资企业吸收能力的提升,无法确定均衡技术溢出率的变化,获取技术溢出及预防技术溢出的费用变化方向也无法确定。研究发现了发展中国家的FDI技术溢出存在“吸收门槛”效应,充分解释了吸收能力与FDI技术溢出关系实证研究差异的本质原因,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②基于宏观层面吸收能力层次性的考虑,利用中国1985-2007年各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模型”,分别从对外开放程度、区域创新能力及金融发展程度三个不同层面分析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门槛效应”,并进行了“门槛效应”的检验、实际门槛值的测算及相应门槛模式的分析。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各省市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对于三个不同层次的吸收能力都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各自的门槛模式具有不同形式,基于对外开放程度的门槛模式是类似的“倒U”型模式;基于区域创新能力及金融发展程度的门槛模式都为“三级梯度”型模式。扩展分析显示:目前FDI对我国大多数省市都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然而这些省市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还不够充分,对FDI溢出效应的吸收效果还有提升的空间。③基于各层次吸收能力之间协同性的考虑,从广义的角度对吸收能力进行重新的界定,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1985-2007年中国各省市的广义吸收能力进行定量测度,很好地刻画了样本时间范围内我国各省市广义吸收能力的时间变化趋势及地区差异。在此基础上,文章将FDI技术溢出的时滞性引入实证模型,利用动态门槛回归技术动态地分析广义吸收能力与FDI当期溢出效应之间的关系,深入分析基于广义吸收能力的动态门槛模式。广义吸收能力定量测度的结果表明:1985-2007年,我国各省市吸收能力基本呈现稳定的缓慢上升趋势;东部沿海省市普遍具有较高的吸收能力,而西部地区吸收能力普遍处于较低水平。动态门槛模型的GMM估计结果验证了FDI技术溢出滞后性的存在性,在考虑技术溢出的时滞性后我国各地区当期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基于广义吸收能力的“三门槛效应”,该门槛效应呈现“四级梯度”型门槛模式。截至2007年底,由于我国大部分省市广义吸收能力未跨越最高门槛值,当期FDI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但未达到最高值,说明这些省市对当期FDI溢出效应的吸收效果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