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女诗人薛涛,文采风流,曾有《锦江集》五卷行世。《全唐诗》九百卷中收录女性作品分十二卷,计一百二十余人,作品六百余首,其中收录薛涛诗歌八十九首,她是录诗最多的女诗人。薛涛,堪称唐代诗坛最有影响的女诗人,但因其曾入乐籍,出身卑微,正史未为其立传。自晚唐直到明清,评论薛涛诗歌、记述薛涛生平的文字,大多只言片语,语焉不详。因而薛涛便逐渐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封里。薛涛字洪度,本是长安良家女,幼年随父薛郧宦游蜀中,来到成都,父亲去世后,家庭陷入困境,十五六岁时母亲去世,为生活所迫她沦为乐伎。韦皋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将其召入幕府,从此她开始了乐伎兼诗人的生活。她出入幕府几十年与众多西川节帅、达官贵人、诗人名士交游,诗酒唱和。一生经历极其曲折复杂,既有作为乐伎以艺侍人、委曲求全的屈辱与辛酸,也有作为诗人以诗受知的幸运和荣耀。这一独特的人生经历,既开阔了她的视野,丰富了她的阅历,也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素材和平台。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对外交往频繁,世风开放；加之域外少数民族风气的影响,唐代妇女所受束缚较少。在这独有的时代环境和社会氛围下,唐代女性得以从传统社会所赋予的女性角色的期待中挣脱出来,争取做“人”的资格,并通过广泛参与社会,实现自身的价值,重塑女性形象,使女性意识得到释放和彰显。但唐代社会“男尊女卑”的基本观念和社会结构、对女性“三从四德”的基本要求没有根本改变。唐代社会贞节观念相对淡漠,狎妓之风盛行,同时唐代尚文学、尚风雅,对妓女并不以姿色为主要评价标淮,而更重才学、技艺、谈吐等。这种风气使得娼妓成为唐代妇女文学中一支主要力量。薛涛,正是在唐代空前繁荣的时代背景下,在特殊的文化氛围中,从众多艺妓中涌现出来的由伎而诗的典型。诗歌是她用以自拔的利器,是她展示才华的舞台,也是其女性意识的载体。在诗歌创作中,她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将其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对人生理想的追求表达出来,将不屈不挠、高卓不凡、洁身自好的人格精神表现出来,将诗人对独立人格的向往、对人生价值的探寻、对自我实现途径的选择等方面的主体意识凸显出来。在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中,诗人是以女性的审美视角感受自然之美,在与自然的亲近中,尽情展示自我个性、情趣和爱好,慰藉安顿受伤的心灵,以自我对世界的切身感受体现出女性独特的心性与气质,表现出女性特有的情感体验和自我意识。薛涛走出闺阁、亲近自然、与男性交游唱和、吟咏山水风物的行为,不仅体现出诗人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积极人生态度,更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和超越,是女性意识的体现。在与男性的交往中,薛涛经历了从依附到背离的渐变过程。失父、失宠、失恋的三次打击,三次对男性依附的失败,使她逐步走上与男性背离的道路,其女性意识也在这一过程中从萌芽走向成熟。一次次生活际遇的变故,接踵而至的打击,使她学会了思考,学会了自立,学会了自强不息。置身于一群权贵之中,她机警娴捷,才压诸公,诗歌酬对,举措得体,表现出一种卓然独立的风采神韵。她以不让须眉的才华创作《锦江集》五卷行世,以堪与士大夫抗衡的人格、诗格赢得了士大夫群体的尊重,以笔力俊激的书法、设计精巧的“薛涛笺”流芳后世。薛涛集仪容、才艺、辞令、见识、智慧于一身,她不仅实现了对自我才女的期许,也成为了世所公认的“扫眉才子”,实现了她苦苦追寻的人生价值和人格独立,彰显出强烈的女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