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大变革时期。春秋上承西周礼制社会,下启战国乱世争雄,天子势衰,诸侯国之间兵戎纷乱,社会矛盾激化。在这急剧变革的时代,固守礼制传统与突破礼制藩篱相抗争,违礼、僭乐之事层出不穷,西周以来建立的礼乐制度的权威遭到严重的挑战,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由于礼乐一直对现实生活具有重要影响,为了寻求救治乱世的良方,人们开始对礼乐的意义、地位、作用等展开思考,为礼乐救世提供理论依据。而孔子作为春秋末期的人物,为应对社会的变革和转型做出了种种努力,其中,就包括针对“礼崩乐坏”,对“乐”发表的看法。这些对“乐”的看法,不仅为应对“礼崩乐坏”的现实问题提供了解决的路径,也赋予了西周以来的周“乐”新的生命力,为周代礼乐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孔子论乐的内涵是什么?其论乐体现了春秋礼乐的何种特点?孔子的论乐是如何解决春秋礼崩乐坏的问题?其论乐为周“乐”含义的变化起到何种作用?本文围绕以上问题,从孔子论乐的所有史料出发,结合春秋礼乐发展的背景,探究孔子论乐的内涵和价值,进而揭示其对于周“乐”含义变化的意义。基于此,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结构如下。本文分绪论、本论、结论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依次阐明选题依据,研究现状和研究思路。本论部分共三章。第一章孔子论乐及其史料,对孔子其人、其涉及的相关论乐文献进行介绍,并重点对孔子论乐的史料进行整理和分类。本章按照孔子论乐内容的不同将其分为“春秋末礼乐活动下的孔子论乐”和“非礼乐活动下的孔子论乐”两类。根据史料的梳理得出,孔子将音乐分成了三种不同的类型,分别是“崇敬之乐”、“成仁之乐”和“情感之乐”。这三种音乐的服务对象各不相同。“崇敬之乐”主要为神和仪式活动服务,乐通常在祭礼、射礼、飨礼等仪式中使用,是以仪式中进行“人神”沟通和发挥“亲亲”“尊尊”的作用。“成仁之乐”虽然也在“合于礼”的背景下进行,但其服务对象是人的内心,更重视乐的“成仁”作用,也即强调乐对人之性情、品质、情操的引导,以及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构建。而“情感之乐”则与礼仪活动无关,以“歌”、“音”、“琴”等音乐的方式直接表达人心和情感。这三种音乐分属不同的范畴,共同构成了孔子丰富的论乐。第二章春秋礼乐转型下的孔子论乐,考察了春秋礼乐的转型对孔子论乐的影响。本文认为,春秋礼崩乐坏的背景,赋予了孔子论乐“多元”、“丰富”、“变革”和“转型”的特征,由此直接催生了孔子论乐的新内涵的产生——“成仁之乐”。为阐明上述观点,本章第一、二节先依次考察西周和春秋的礼乐发展情况,总结西周之“乐”和春秋之“乐”的特征。第三节分析和揭示孔子三种论乐的内涵。第四节讨论孔子的三种“乐论”对“乐”的继承和发展,揭示孔子三种论乐的产生缘由:孔子继承了西周和春秋之“乐”的内涵——“崇敬之乐”和“情感之乐”,又根据礼崩乐坏的现实发展出一种新的“乐”——“成仁之乐”。孔子以此三种“乐论”应对春秋的礼崩乐坏,在维护周王室“礼仪之乐”的同时,为“乐”赋予了“内向性”和“伦理性”的新内涵,期盼以“乐”的精神内涵塑造人之性情与德性,以此形成以人心为依托、以伦理价值和道德规范为核心的和谐有序社会。第三章从孔子论乐看战国儒家“乐”之含义,考察了孔子对战国同属儒家的孟子、荀子的“乐”的影响。本章第一节先讨论孟子论乐的内涵及孔子论乐对其影响,第二节讨论荀子论乐的内涵及孔子论乐对其影响。由此得出,从“乐”的涵义看,孟子的“与民同乐之乐”和荀子的“快乐之乐”是在孔子“成仁之乐”基础上的继续深化和发展。其二者进一步深化了孔子“成仁之乐”的“内向性”和“伦理性”。由此认为,孟子和荀子的论乐是对孔子“成仁之乐”的直接继承。结论部分在总结前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周“乐”含义的变化,以及孔子论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通过梳理西周之“乐”,春秋之“乐”（以孔子论乐为代表）和战国之“乐”（以孟子、荀子论乐为代表）,将周“乐”作纵向的对比,揭示周“乐”含义在周代不同时期的变化。由此得出,周“乐”含义变化的主要线条为:西周“礼仪之乐”向春秋末（孔子）“成仁之乐”在向战国末（荀子）“快乐之乐”的变化。这其中关键的变化节点在于孔子的“成仁之乐”。孔子的论乐在周“乐”含义的变化过程中则发挥着重要的承接、转折和过渡的作用。孔子的“乐论”对周“乐”含义变化的意义在于:孔子的“乐论”,上承西周“礼仪之乐”,下启战国孟子尤其是荀子的“快乐之乐”。其“情感之乐”尤其是“成仁之乐”,开启了周“乐”逐渐脱离礼仪、而慢慢转向以伦理和情感为主的内涵的趋势。一言以蔽之,孔子的论乐为周“乐”发展拓展出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