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给人类下了一个如此准确而又影响深远的定义。从人类文明的起源——四大文明古国的发展历史可以简单地将人类的文明史分为三个阶段，即农业文明时代，机器大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人类的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简单的分工发展到如今的纷繁复杂的社会分工，从松散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发展为现代国家庞大的国家机器以及严密的组织结构。一言以蔽之，于浩渺的宇宙相比，脆弱的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之所以在短短的几千年——对宇宙来说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原因就在于人类的组织智慧。他们通过一系列的组织紧密的团结在一起，不断的探索生命的真谛和宇宙的奥秘，而这个他们赖以生存的组织也从最初的部落发展到后来的国家，这个组织运行原则也由于地域和时间的差异而各不相同，虽然如此，其总的趋势还是一致的——朝着更能体现个体意志和利益的方向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态的政治转型研究席卷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这场大规模的政治转型研究浪潮，不仅导致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剧变，而且对政治学研究，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所谓政治转型就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发生的以政体转变为核心的有关政治制度变迁和政治生态变化的现象与过程。目前，政治转型问题研究不仅研究领域在拓宽，在理论范式上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其中最主要的理论范式有四种，即比较现代化理论、战略选择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普林斯顿大学的卡莱斯·鲍什教授是近年来在政治转型理论研究中取得突破性成果的知名学者。国内对卡莱斯·鲍什的政治转型理论研究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只由北大的熊洁博士翻译了他的《民主与再分配》一书。但是卡莱斯·鲍什的贡献不容忽视，正是在发现过往政治转型理论的内在缺陷和现实挑战之后，他运用博弈论建立数据分析模型，结合历史经验研究和实证分析，以再分配作为论述的逻辑起点，在两阶级模型的政治制度选择中，他提出了基于模型的几个基本假设，同时论述了关于不平等度和财富的国家专有性作用的博弈均衡。在三阶级模型的政治制度选择中，他阐述了不平等度、资产专用性和镇压成本的影响因素，还涉及了中产阶级的作用以及跨阶级联盟的形成。变量分析是卡莱斯·鲍什的政治转型理论的一大特色，模型的自变量（不平等、国家的财富专用性）分析与模型的控制变量（发展水平、宗教、民族、增长速度等）分析相结合，同时引入了民主与各个部门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家没收威胁与发展的可能性、经济改革与民主制度的可能性以及不平等的起源与资本流动性，从而证明了再分配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卡莱斯·鲍什政治转型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并存。合理性体现在他解决了一些困扰学者多年的难题，比如对富裕石油国为何不能实现民主等。但是，由于他在建构模型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忽视排除了一些因素，比如文化，在某些国家这些因素可能影响并不大，但是对某些国家来说也许就很致命，简单地说就是解释力的区域局限性。然而，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卡莱斯·鲍什政治转型理论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如此辽阔，人口基数如此庞大，经济基础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社会文化发展并未与世界主流文明完全接轨的发展中大国，在历史的洪流中，要完善民主制度，应该做的事情还很多。首先，降低地区之间以及各阶层之间收入的不平等，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既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从而阻碍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第二，要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手都要抓且两手都要硬。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本的充分流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资本的充分流动既能带来最大化的收益，也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国民经济体系更加健康。要着手提高人力资本的流动性，人才是一切的基础，只有有了一大批既有学识又有施展舞台的精英涌现，事业才能取得成功。建立健全经济部门的多样性以及发展开放经济，改革开放已经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领域的腾飞必将带动政治领域的不断完善，因此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第三，加强文化建设并合理利用全媒体的积极作用，让文化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强的思想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