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是指检察官基于中立审查义务,根据自己的理性和判断,对满足法定起诉条件的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权力。然而,在现有理论研究中,对不起诉裁量权主体存在检察官和检察机关两种定位,兼具实体性权力和程序性权力两种属性争议,使其与自由裁量权、起诉裁量权、辩诉交易权出现概念上混淆的情况。通过对检察权的司法权性质探析,不起诉裁量权应当由检察官作为准司法官来行使的判断权,产生程序终局性的效力,有效保障权力和职责的契合。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其中,起诉便宜主义体现了诉讼效率这一价值理念,不仅节约了大量诉讼资源还促进了程序的繁简分流;程序主体性理论强调的是诉讼主体的重要性,协商性司法理论则强调的是诉讼主体的理性对话,两者都保障了犯罪人和被害人的基本人权,使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实现人权保障这一价值理念;恢复性司法理论注重恢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而不以惩罚犯罪为正义目标,不仅稳定了社会秩序,保障了公共利益,真正实现无害正义。同时,我国不起诉裁量权的产生及演变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对现代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完善与扩张具有积极意义。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制约检察官行使不起诉裁量权的障碍,导致检察官受观念、程序的桎梏,不敢用、不愿用以及不当适用不起诉裁量权。首先,在立法上不起诉裁量权存在制度缺陷,一是适用标准不清,二是权力范围界限不明。其次,在司法实践中偏高的逮捕率和轻刑率压缩了不起诉裁量权适用率,桎梏不起诉裁量权的运行空间。最后,不起诉裁量权监督制约程序设置不合理,一是不起诉裁量权的审批程序繁琐,难保不起诉裁量权的有效运行,二是不起诉决定过程流于形式,难保权力行使的公开、透明,三是公诉转自诉制度不合理难保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理应有限度的扩张,同时防止该权力在运行中出现偏失。首先,针对不起诉裁量权制度缺陷,借助司法解释的手段明确不起诉裁量权的适用标准,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与不起诉制度独立开来,并且完善裁量不起诉的案例指导制度,以期为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适用提供指引作用。其次,针对不起诉裁量权的实践适用率低,立法应当扩大不起诉裁量权的制度范围,一是将附条件不起诉扩大至成年人不起诉及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二是扩大特殊条件不起诉的范围,纳入污点证人豁免和选择性不起诉。最后,合理设置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监督制约程序,改进不起诉裁量权的审批程序,建立相对公开的不起诉听证程序,构建不起诉司法审查程序,才能使保障权力运行与防止权力滥用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