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以来,伴随中国快速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中国成为全球铁矿石市场上最大的买方。然而,在历年的铁矿石价格谈判之中,占全球铁矿石需求一半以上的“中国需求”却未能在铁矿石定价问题上发挥积极影响。反观以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及力拓这三大矿山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却牢牢掌控住全球铁矿石定价的主导权,推动全球铁矿石价格保持在高位,并将全球铁矿石定价机制由年度长协议谈判定价转化为以中国现货为价格基准的指数定价机制。“中国需求”因素的加入,反而使中国方面“饱受损失”,该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本文采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因素加入后的全球铁矿石定价机制的演变过程。中国因素的加入使得铁矿石市场由双边寡头垄断市场转变为卖方的单边垄断市场,作为需求方——钢铁厂商的议价能力大为削弱,进而其在铁矿石定价机制的博弈过程之中丧失了主动权。全球铁矿石定价机制的形成,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以三大矿山为首的铁矿石生产商与钢铁厂商在铁矿石市场上的互动决定,但铁矿石生产商、钢铁厂商与各自的母国之间的互动,以及母国在公司影响之下的互动也反过来影响铁矿石定价机制。因此,铁矿石定价机制作为铁矿石国际贸易的国际机制,实际上是公司——国家双层博弈、四角互动的产物。随后,文章引入苏珊·斯特兰奇关于结构性权力的理论,将铁矿石定价机制中国家与公司的互动归纳为一方对另一方在铁矿石领域掌握了结构性权力的产物,并具体体现在生产、金融、运输以及知识结构四个方面。最后,对中国在铁矿石全球定价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提出自己的反思与建议。这种结构性权力的中国因素根源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正是中国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产生的过高需求才导致作为“中国需求”成为依赖,处处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