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的发展主要围绕着有无、本末、自然与名教等几组核心概念展开,对本体之“无”、自然原则的追问无不展现了一种对普遍性、统一性的追求。在这种普遍性的追求当中,士人们的玄学思想展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论特质。王弼对普遍性的追求努力避免普遍原理与具体存在的分离,试图达到一种具体形态的普遍原理,表现出了一种“崇本举末”的理论特质。从逻辑上看,普遍原理的提出可以将杂多的对象纳入到统一的整体当中；从社会现实看,失落的名教规范需要在一种一般性原则的统摄和指导下重新树立权威。对于这个世界存在和发展的终极根据和普遍基础,王弼提出了“以无为本”。“无”之所以能够统摄万物,就在于“无”排除了任何特殊规定性的限制。本体之“无”的运行法则在于自然无为,万事万物都应遵循自然原则,名教规范也不例外。通过自然原则的解释,名教规范重新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普遍之“无”的提出,使得具体之“有”的存在有了形上的根据,使得理论的进一步展开有了可能。普遍之自然的提出,使得破碎的名教规范有了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但是,任何脱离具体存在脱离现实世界的普遍原理都只能是一种抽象的普遍原理,不能还原真实的世界。王弼同样试图避免普遍原理的抽象化空洞化,王弼认为本体之“无”必须通过具有之“有”展现自身,人们对本体之“无”的体认和把握必须通过具体之“有”实现。“有”虽是“末”,却是本体之“无”的现实基础。通过自然原则肯定名教规范的合理性也表明王弼所追求的理想与现实世界并不冲突,理想的自然之境并非原离现实的世界。王弼将普遍原理构建在现实的基础之上,注重普遍原理与具体存在的统一,这使他的思想更加有理论的生命力。王弼这种“崇本举末”的理论模式也体现在性情之辨与言意之辨当中。在性情之辨当中,王弼一方面要求“性其情”,认为人类情感不能任意放纵,需要以普遍的人性予以引导和约束；另一方面又提出“圣人有情”,认为不能泯灭人类的情感欲望,在普遍人性的引导制约下,人类的情感欲望是合理的,情感也是普遍人性现实的具体的展现。在言意之辨当中,王弼一方面要求“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认为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不能执著于语言文字,语言只是把握对象的工具,不可以替代对象本身；另一方面又认为“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指出语言文字作为人类认识对象的现实工具,完全抛弃语言文字是不可行的,超越语言文字只能是建立在语言文字基础之上的超越。从魏晋玄学思想的发展演变进行考察,王弼玄学思想“崇本举末”的理论特质也将得到更为清晰的展现。何晏确立了“无所有”作为这个世界存在终极根据的地位,却未能合理解决“无所有”与“有所有”之间的统一问题,表现出对形上本体的片面肯定。王弼延续了何晏对普遍之“无”的追寻,并推进了本体之“无’与具体之“有”之间的统一,表现出既“崇本”又“举末”的理论特质。郭象否定了普遍之“无”的存在,认为个体存在的根据在于个体自身的自然本性,表现出一种个体主义的理论追求。同时,在何晏、王弼、郭象三人对自然原则的追求当中,三人都肯定了名教规范存在的合理性,代表了魏晋玄学在自然名教问题上的主流观点。而与此相对,嵇康在对自然原则的追求当中,要求“越名教而任自然”,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强烈批判,最终为社会和时代所不容。总体而言,王弼在对普遍原理的追求当中,试图实现一种具体形态的普遍原理,要求沟通普遍原理与具体存在,表现出“崇本举末”的理论特质。虽然他的玄学思想不可避免地还有各种理论的与历史的局限性,但同样取得了骄人的理论成果,展现出了自身特有的理论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