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文化思想的发展演变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918年7月之前，是李大钊文化思想的早期阶段。李大钊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以进化论和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及中国传统的辩证发展思想为武器，倡导“青春中华之创造”的文化理想。其早期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形成于对尊孔复古思潮的批判和东西方文化论争的过程中，核心是“文化调和论”。其早期文化思想中具有独特的品质和因素，成为他后来率先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动因。 从1918年7月起，李大钊的文化思想开始了新旧嬗替。《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是这一过程的起点。李大钊开始抛弃传统的西方文化，把文化选择方向转向俄罗斯。两篇《胜利》的发表，表明李大钊开始透过十月革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这一二十世纪世界文化的最新潮流。这一时期他所提出的“创造少年中国”的文化理想，表明他虽没有摆脱二元论思想基础，但已经开始注意到物质改造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向唯物史观演进；李大钊参加“问题与主义”之争，除了政治目的之外，还有捍卫其文化主张的文化动机。李大钊在论争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的运用，表明他文化思想的转向已基本完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奠定了李大钊文化思想的唯物史观基础，从而最终完成其文化思想的新旧嬗替。 1919年底之后，是李大钊文化思想的后期阶段。李大钊主要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展开彻底的批判，说明新文化是应新经济的发展要求而产生的，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这一时期李大钊主要从事革命运动，因此对社会主义新文化如何构建思考不多。但是，他对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的批判，对新文化的初步的科学构想，为后来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构建，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