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发展进入新的时期,国家愈加严控特大城市规模,上海等特大城市率先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进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在现行政府管理体制下,区县-街镇已经成为特大城市建设用地空间管制最重要的实施主体,但当前学术界却缺乏对区县-街镇层面建设用地空间管制方法编制、管理及其实施成效的探讨。上海2008年“规土合一”机构改革之后划定的集中建设区实际上已然发挥着城市开发边界的作用。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提出规划建设用地“负增长”的目标,对上海市奉贤区“规土合一”以来建设用地空间管制方法的探讨有利于为上海新一轮城市开发边界的实施提供参考。上海市奉贤区“规土合一”以来的建设用地空间管制方法是在“规土合一”机构改革与“两规合一”划定集中建设区的基础上,从规划编制到规划管理实施的政策设计。规划编制阶段(2008-2012年),主要体现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建设用地规模指标的硬约束与逐级分配、平衡,包括“市-区”与“区-镇”两个层次。规划管理实施阶段(2013年至今),主要体现为集中建设区的刚性边界管理与街镇集中建设区外的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研究发现,上海市奉贤区“规土合一”以来的建设用地空间管制方法更多体现的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土地发展权的约束,是对空间增长边界与扩展边界的刚性深化。因此,集中建设区的划定侧重简单指标分配和空间管束,并且成为地方规划发展的前提条件,继而弱化了集中建设区对区县-街镇的功能完善与空间集聚作用。上海市奉贤区新一轮城市开发边界的实施有赖于对当前集中建设区政策内涵与管理机制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