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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考察基础教育满意度影响因素,使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微观个体样本嵌套于县级政府的截面数据实证研究。从财政分权指标、教育指标、个体特征和地区特征四个维度出发论述其对基础教育满意度的影响,具体探索各个因素或交互项对居民基础教育满意度的影响。
本文发现财政分权显着增加了居民的基础教育满意度,可能的原因在于地方官员对提供社会福利存在着政治激励,使得财政分权的优势在基础教育的提供中得以体现。本文进一步发现财政分权对于基础教育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财政权力分散下的中西部居民从基础教育中获得满意度高于财政权力分散下的东部居民。
同时,当回归引入财政分权与城市当地居民交互项后,发现财政上分散管辖的城市当地居民从社会服务提供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这样的结果反映出财政分权带来的基础教育满意度的提高由城市当地居民独享,农村和流动人口不能享受平等待遇,即在财政分权下基础教育满意度在不同户籍人群中存在着不平等分配。
在教育质量指标上,代表着基础教育支出质量的初中毕业生升读高中比例、基础教育参与指标的初中毛入学率以及基础教育需求指标的青少年文盲率皆分别对基础教育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更高水平的初中毕业生升读高中比例或者初中毛入学率、更低水平的青少年文盲率分别提高了基础教育满意度水平。
有趣的是,基础教育满意度存在明显的“倒挂”现象,中西地区的满意度高于东部地区,非城市户口的满意度高于城市户口,人均收入水平越高满意度越低。本文用满意度的定义解释这一“倒挂”现象,发达地区(东部或城市户口)虽然提供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但是当地居民的主观需求(即期望)水平也很高,导致地方政府难以满足;反之,欠发达地区(中西部或非城市户口)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很小,地方政府满足更加容易满足。发达地区的居民所期望基础教育水平高于目前政府提供的基础教育水平,从而造成了满意度“倒挂”现象。
由此,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本文尝试从教育满意度模型、教育体制、财政作用、户籍制度四个角度提出一些有益于基础教育水平提高的建议与意见。具体来说就是:(1)建立标准化的基础教育满意度模型;(2)不断进行教育体制的完善和深化,保证基础教育体系的公平,提高基础教育体系的效率;(3)发挥财政的支持调节作用,提高财政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改革中央、地方教育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体系,加强宣传,完善信息公开透明制度;(4)缩小城乡、地区非教育性差距。
本文发现财政分权显着增加了居民的基础教育满意度,可能的原因在于地方官员对提供社会福利存在着政治激励,使得财政分权的优势在基础教育的提供中得以体现。本文进一步发现财政分权对于基础教育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财政权力分散下的中西部居民从基础教育中获得满意度高于财政权力分散下的东部居民。
同时,当回归引入财政分权与城市当地居民交互项后,发现财政上分散管辖的城市当地居民从社会服务提供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这样的结果反映出财政分权带来的基础教育满意度的提高由城市当地居民独享,农村和流动人口不能享受平等待遇,即在财政分权下基础教育满意度在不同户籍人群中存在着不平等分配。
在教育质量指标上,代表着基础教育支出质量的初中毕业生升读高中比例、基础教育参与指标的初中毛入学率以及基础教育需求指标的青少年文盲率皆分别对基础教育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更高水平的初中毕业生升读高中比例或者初中毛入学率、更低水平的青少年文盲率分别提高了基础教育满意度水平。
有趣的是,基础教育满意度存在明显的“倒挂”现象,中西地区的满意度高于东部地区,非城市户口的满意度高于城市户口,人均收入水平越高满意度越低。本文用满意度的定义解释这一“倒挂”现象,发达地区(东部或城市户口)虽然提供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但是当地居民的主观需求(即期望)水平也很高,导致地方政府难以满足;反之,欠发达地区(中西部或非城市户口)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很小,地方政府满足更加容易满足。发达地区的居民所期望基础教育水平高于目前政府提供的基础教育水平,从而造成了满意度“倒挂”现象。
由此,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本文尝试从教育满意度模型、教育体制、财政作用、户籍制度四个角度提出一些有益于基础教育水平提高的建议与意见。具体来说就是:(1)建立标准化的基础教育满意度模型;(2)不断进行教育体制的完善和深化,保证基础教育体系的公平,提高基础教育体系的效率;(3)发挥财政的支持调节作用,提高财政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改革中央、地方教育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体系,加强宣传,完善信息公开透明制度;(4)缩小城乡、地区非教育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