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复翻译的八部重要的社科著作中,《天演论》是第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这部译作不仅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的重要地位,而且奠定了其作为中国翻译史上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的杰出地位。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明确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系统提出的翻译标准,它对我国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翻译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我国的翻译思想史上的丰碑。同时,很多人都拿严复的翻译标准来检验其译作,《天演论》则因为其对原文的不忠而长期成为众矢之的。然而,受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影响,当前的翻译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对等理论,而是将其他诸多文本外因素也纳入研究范围。随着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入,创造性叛逆作为翻译不可避免的本质特征之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创造性叛逆作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达到更好翻译效果而采取的主观努力,无疑也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而作为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核心的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文本的有目的的行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行为。目的论突破了传统对等理论的束缚,能够为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研究提供动态的多元视角。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我们有理由认为严复的这种不忠是一种有目的的创造性叛逆。目前,鲜有学者从目的论的视角对严复在《天演论》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尝试采用翻译研究中的描述方法,在目的论框架下探讨严复在《天演论》翻译过程中采用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合理性和重要性,以期从新的角度对《天演论》的翻译形成一个客观、公正的理解与评价。为此,本文首先以形式和内容为切入点,对严复在《天演论》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行语料收集;紧接着在目的论的关照下,结合相关文献,从目标情境、作为发起人与译者的严复当时的个人意识形态及其预定读者四个方面明确了严复翻译《天演论》的目的;然后在对严复的创造性叛逆进行描述的同时,阐释了各种翻译目的是如何决定其对创造性叛逆的选择;最后根据目的论的三原则和译文评价标准对严复《天演论》翻译过程的创造性叛逆的合理性和重要性进行了分析。本文通过研究发现:(1)创造性叛逆是严复在翻译《天演论》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种主要的宏观翻译策略。这种策略述评并同,译中有改,译中有增加,也有删除,从而使其在形式、内容及文本功能的诸多方面都背离了原文;(2)严复对原作不忠实的创造性叛逆,并非出于其随心所欲的操作,而是由其翻译目的决定并且受到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严复的个人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及目标读者群的影响:严复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译者,身处危机重重的中国,希望通过一种能为士大夫乐于接受和理解的翻译,引进西方新学,拓展其人视野,引起其人警醒,保国保种,救亡图存。在此目的的驱动下,严复对原文进行了创造性叛逆式的改写;同时,这种经过创造性叛逆的译文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这是对严复翻译目的的功能性实现,也是对创造性叛逆重要性的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