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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既是重要的国土资源,又属于珍贵的自然资源,是众多野生动植物,尤其是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然而,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和工业化迅速扩张,部分重工业及化工类企业废水、废气、废渣的无序排放,大量的重金属污染物进入空气、水体和土壤等环境载体,对人类和生态系统的潜在危害十分巨大。本文尝试选择雨水驱动条件下的潮上带季节性淹水湿地为研究对象,结合人类活动和水文、气候、土壤因子的影响,探寻重金属在渤海西海岸潮上带生境中的空间分布及富集程度;阐明重金属在潮上带湿地中的积累性风险状态;以聚类分析（CA）、主成份分析（PCA）等数量生态学方法为手段探讨重金属的来源及输入途径,以期为管理部门制定合理的生态保护政策和空间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对策提供理论基础和数据支持。结果如下:（1）东营、昌邑、滨州和天津潮上带湿地中Al、Cr、Cu、Fe、Mn的平均含量低于当地和渤海背景值,说明这些元素主要是土壤母质风化的结果或外源输入较少。重金属Ni在东营潮上带湿地中的平均含量为40.91mg.kg-1,超过了当地和渤海Ni的背景值;Pb在滨州和天津潮上带湿地中的平均含量分别为30.43mg.kg-1和21.04mg.kg-1,超过了Pb在当地或渤海的背景值;Zn在东营、滨州和天津潮上带湿地中的均值分别为66.94mg.kg-1,75.12mg.kg-1和108.13mg.kg-1,也分别超过了当地或渤海Zn的背景值。As和Cd在四个潮上带湿地中的平均含量均高于当地或渤海背景值,但其在昌邑潮上带湿地中的含量显著低于其他区域,As和Cd分别为12.98mg.kg-1和0.087mg.kg-1。（2）东营潮上带湿地中Cr、Ni、As和Cd的富集因子EF值均大于2或接近2,说明这四种重金属在该生境中达到或接近中度富集的程度;而在昌邑潮上带湿地中,As和Cd的EF值均大于2,说明As和Cd在昌邑潮上带区域也存在中度富集的风险;滨州潮上带湿地中的Zn、As和Cd的EF值均大于2,属于中度富集状态;天津潮上带湿地中As的EF值大于2,达到中度富集程度,而Zn和Cd的EF值接近2,也存在一定的富集风险。从地积累指数角度来看,所有重金属的Igeo值在四个潮上带湿地中均小于0,说明重金属在渤海西海岸潮上带湿地中虽有一定程度的积累但未达到污染水平,这与中国土壤质量标准（SQG）的划分结果比较接近。（3）本文四个潮上带湿地的总生态风险系数（RI）均小于150,说明渤海西海岸潮上带湿地只存在轻微的生态风险,但这四个潮上带湿地的总风险指数主要取决于As和Cd的单因子风险指数（Eri）。其中,东营、昌邑、滨州和天津潮上带湿地中As和Cd的Eri对RI的贡献率之和分别达到了75.5%、78.1%、79.8%、75.4%;从污染程度（Cd）角度分析,昌邑潮上带湿地的Cd=5.77<8,属于低风险状态,其他三个潮上带湿地的Cd>8,属于中度风险状态;从污染负荷指数（PLI）的角度分析,东营潮上带湿地的PLI介于24之间,说明该湿地重金属的积累性风险属于中度风险状态。滨州和天津潮上带湿地的PLI介于48之间,属于高风险状态。昌邑潮上带湿地的PLI=0.47<1.5,属于无风险或低风险状态。（4）本文采取以聚类分析（CA）为基础,以主成份分析（PCA）为手段,以相关性分析（Spearman）为证据的重金属来源及输入途径追溯体系。结果表明,重金属Al、Cr、Mn、Fe具有同源性,均受自然因素影响,且主要来自于土壤母质和岩石风化;Pb则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Cu、Cd、As等重金属既可能来自于人为活动影响,又可能与自然因素中的大气沉降有关;Ni和Zn的来源则取决于湿地周边的实际情况,例如,Ni在东营潮上带湿地中来源于农业生产活动,在昌邑和天津两个潮上带湿地中来源于大气沉降,而在滨州潮上带湿地中则来源于自然沉积;Zn在东营和滨州潮上带湿地中来源于大气沉降,在昌邑潮上带湿地中来源于自然沉积,而在天津潮上带湿地中则更有可能来自于农业面源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