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合谋行为都是反垄断法规制的重点,也是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关注的焦点问题。数字经济时代,攫取的海量数据为算法奠定了充分的发展基础。随着算法技术的飞速发展,其改变了传统市场结构,改变了经营者间的竞争格局、经营模式和生产经营方式,也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市场运行效率,促进了市场的有效竞争。不可否认的是,基于算法的隐蔽性、稳定性、专业性等特征,算法降低了市场集中度、打破了进入市场的壁垒,极大程度上增加了经营者之间进行合谋的潜在可能性,尤其是扩大了默示合谋的生存空间,这意味着市场自由竞争将可能面临更多的限制,进而导致损害消费者、其他经营者和社会利益。在传统合谋行为中,默示合谋几乎在现有市场结构下难以形成或难以持续,其所带来的的影响不足为惧,因此我国现行反垄断法仅规制了明示合谋。然而,算法的加入,合谋行为如虎添翼,更是成为了滋养限制、排除竞争行为的温床。因此,从反垄断的角度上分析算法合谋行为,认清并梳理其适用现行反垄断的困境和挑战,并对域外主要经济体在数字经济领域强化反垄断监管开展规制考察,并结合对算法合谋相关司法实践案例提出算法合谋反垄断规制的构思是目前反垄断法研究领域的重点之一。本文总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算法合谋的基本范畴,主要概述算法、算法合谋的概念,并明确其相关概念以及其本质特征。其次,深入分析算法合谋具有的竞争性和反竞争性的行为性质,阐明算法合谋并不应然具有垄断性,从某种角度来说,算法合谋对市场竞争具有促进竞争的效果。然后,介绍算法合谋的四个场景分类,即根据算法技术层次的不同分为了信使类算法合谋、轴辐型算法合谋、预测型算法合谋和自主学习类算法合谋。最后,对算法合谋的三个主要特征进行分析描述,为后文深入研究算法合谋的各个方面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内在逻辑。第二部分对算法合谋进行反垄断规制的正当性分析。尽管算法合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促进竞争的效果,但其反竞争性所带来的危害仍弊大于利,主要从算法合谋破坏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权益、损害未参与合谋的经营者利益的三个方面分析规制算法合谋的正当性。同时,结合我国现行《反垄断法》的除外情形分析算法合谋反垄断规制的除外规定的适用。第三部分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现行反垄断法和反垄断执法实践规制算法合谋行为的困境。首先,由于算法改变了传统实施合谋行为的方式且具有超强的隐蔽性,现行反垄断法无法完全规制算法合谋场景。其次,算法的加入,使得算法合谋行为的可能承担责任的主体增多,即算法使用者（经营者）、算法开发者和算法,故责任主体认定困难。最后,由于算法隐蔽性较强,而我国“双层次+三机构”的反垄断模式又存在部门智能交叉、专业技术人才力量不足等问题降低执法效率,产生执法困境。第四部分通过考察域外主要世界经济体欧盟、美国、日本针对现行数字经济领域产生的挑战制定的最新政策制度,并研究分析Amazon Marketplace在线销售的海报固定价格案、Meyer诉Uber涉嫌反托拉斯案、欧盟对Asus、Philips等展开反垄断调查等经典算法合谋反垄断规制案例,立足于我国数字经济市场和算法特质得出启示。第五部分重点研讨构思如何从反垄断角度规制算法合谋。首先,对合谋中“协议”定义的再界定,不再局限于现行《反垄断法》对垄断协议的限制,及时“更新”以跟上时代趋势变化的步伐。其次,建立以登记备案制度、合规制度以及完善建立事前调研机制为内容的事前规制制度,并通过经营者必须承担算法解释义务、审慎注意义务和积极防范义务增强了算法透明度,以弥补政府监督的滞后性。再者,事前规制制度使得问责算法成为可能,应由平台经营者和算法提供者与算法使用者共同承担法律责任。最后,为了更好地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变革,应当设立专门机构和算法委员会以应对繁荣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态势,并加强法学、经济学、计算机等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以完善反垄断建部门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