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全面禁止毒品使用的“毒品战争”没能达到减少毒品使用现象、毒品犯罪数量的效果,加之艾滋病病毒在毒品注射者之间广泛传播,“危害最小化”治毒政策于20世纪80年代首次被引入毒品治理领域。“危害最小化”治毒政策是以预防毒品危害的发生、控制并减少已经发生的毒品危害为核心,以刑罚、毒品违法所得没收制度、禁毒教育、戒毒治疗、替代措施等各项措施为主要手段,着力实现对毒品需求市场与供应市场的有效控制,以期最终消除毒品与毒品犯罪的的具体方向性刑事政策。“危害最小化”治毒政策的核心是控制与减少直至消除毒品危害。毒品危害可分为毒品使用的危害与毒品犯罪的危害。其中,毒品使用的危害包括毒品使用对吸毒者个人身体健康的消极影响,以及吸毒者在毒品影响下实施犯罪,或为了获取毒资而实施获取型犯罪的情形。而毒品犯罪的危害仅指《刑法》第六章第七节规制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欲消除毒品使用与毒品犯罪的危害,必须经过有效控制此类危害的的阶段。自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就开启了打击毒品犯罪的长期战争。随着时代的变化,我国治毒政策不断更新与调整。随着人们对于毒品、毒品犯罪生成机制认识的加深,21世纪初的我国治毒政策开始强调毒品问题的综合治理与源头治理。现行治毒政策表现为打击毒品需求市场与供应市场并举,但更加注重对毒品供应市场的打击。在这一治毒政策指导下,我国毒品犯罪数量仍处高位,毒品使用者人数仍持续增长,政策的最终目的与实际效果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现行治毒政策在对毒品供应市场和需求市场的治理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不乏采取“危害最小化”治毒政策的尝试。国际反毒公约对于毒品问题的应对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滥用的危害为着眼点,以人类的健康与福祉为本,不断以毒品使用状况为依据增加列管药物种类,扩大管制范围,以毒品相关危害的减少、毒品市场的控制、毒品犯罪所得的消灭为主要途径。欧盟更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控制毒品市场与减少毒品相关危害并重的毒品治理模式。英国、荷兰、丹麦、瑞士等欧洲国家也将“危害最小化”关于减少毒品使用危害的替代措施融入本国的毒品治理之中。以英国为例,在毒品供应市场的控制方面,英国构建了严密的法律规制体系、漏斗型的量刑方式,以及十分完备的毒品犯罪所得没收制度。在毒品需求市场的控制方面,英国采取了针头和注射器替换措施、阿片类毒品替代治疗,并逐步扩大这两项措施在监狱中的适用,以及狱中适用与出狱后的相应服务机构的衔接等措施,取得了有益成果。对于英国毒品治理的政策,以及该政策指导下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分析研究,可以为我国毒品治理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有益借鉴。我国现行治毒政策已基本实现了对毒品需求市场与供应市场共同治理,但在治理过程中仍存在成效不明显,与预期成效存在较大差异的治理困境,适时调整现行治毒政策尤为必要。鉴于“危害最小化”治毒政策在控制毒品市场、减少毒品危害方面的有效性,以及与我国现行治毒政策总体方向的一致性,将“危害最小化”引入我国治毒政策将有助于我国毒品问题治理的进一步完善。我国对于“危害最小化”治毒政策的引入已做好了思想、制度和实践准备。在思想方面,我国于21世纪初已然形成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的思想共识,禁毒教育不断普及,禁毒宣传呈现出多样化局面,奠定了毒品需求市场治理的基础。在制度方面,我国采取“列举+概括”的立法模式,以毒品的种类和数量为标准进行列管。对于新精神活性物质,我国采取及时列管制度,竭力缩短新精神活性物质出现到被列管之间的时间差,恰当、及时规制针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违法犯罪行为。此外,我国设立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的违法所得没收制度,并明确了该制度适用于毒品犯罪的情形,着力消除毒品犯罪分子获取巨额非法利益的犯罪动机。奠定了毒品供应市场治理的基础。在实践方面,自21世纪初起,我国不断限制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以及推广替代措施。这两项措施分别作用于毒品供应市场与需求市场,前者有着威慑贪利型毒品犯罪分子的作用,而后者兼具帮助毒品成瘾者减轻毒品依赖与预防潜在的成瘾型毒品犯罪分子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危害最小化”治毒政策在我国的引入与实施具备可行性与必要性。其具体实施路径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在观念方面,治毒政策实施主体应转变长久以来对于毒品、毒品依赖、吸毒者的观念,承认部分毒品的药用性,客观对待吸毒者和毒品使用行为。禁毒教育应实现系统化与专业化,全面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常态式禁毒宣传教育。其次,在制度方面,应构建明确的毒品分级与实时更新制度,将毒品级别作为影响定罪的因素。还应建立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临时管制”措施,确保即使尚未被列管,但是与列管毒品的化学结构、毒害性相类似或更为严重的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制造、贩卖、使用等行为均得到正确指引与合理规制。在毒品犯罪所得的没收方面,需改进我国现行违法所得没收制度,使其能够适用于各类毒品犯罪,并在毒品犯罪的定罪没收程序中采取扩大的没收,以消除毒品犯罪的经济动力的方式预防毒品犯罪,实现对毒品供应市场的有效控制。最后,在实践方面,应进一步限制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进一步增加替代措施的覆盖率,确保需要此类帮助的人们能够轻易获得此类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