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实物期权的研究如火如荼，遍及各个行业的投资决策领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物期权在实务界的应用情况不容乐观。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目前我国实物期权的学术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模型的构建，或者在特定案例的应用，并未有足够的实证证据来证明实物期权进行大范围应用的合理性。要改变这种现状，不仅需要理论研究的指引，更需要的是实证证据的支持。如果有大量的客观证据证明实物期权确实在公司的市场价值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则管理层会积极地挖掘和运用投资决策中所隐含的实物期权。本文的研究试图寻找这一实证证据，以期推动实物期权在我国企业投融资决策中的广泛应用。　　 现存的对于实物期权经济重要性的实证研究中，对实物期权价值的描述大多基于定价模型，这使得研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正确建立模型、估计参数的能力，一旦模型构建不当或者参数估计失真，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便值得商榷。而且由于模型应用范围的限制，以往的研究只能基于某个特定的行业或领域，而无法采用大样本的数据进行检验，因而研究结果具有特殊性，无法提供更具普遍性的结论。为了避免模型误用的风险并且采用大样本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基于全新的波动率视角对实物期权的经济重要性进行了研究。　　 Campbell，Lettau，Malkiel和Xu(2001)发现了市场和行业层面的股票收益波动率在过去的近四十年间保持稳定，而公司层面的股票收益特质波动率却有着十分显著的大幅上升趋势。这一发现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兴趣，纷纷对这一上升趋势进行研究，试图加以解释。在众多研究中，Cao，Simin和Zhao(2008)创新性地将股票收益特质波动率与公司的增长期权联系起来。他们利用Galai和Masulis(1976)的经典模型将公司的增长期权与股票收益的特质波动率在理论上联系起来，并通过实证检验证明了公司增长期权的价值与特质波动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他们的研究启发了笔者对本文的研究。　　 实物期权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便是实物期权的价值会随着标的资产未来收益波动率的上升而上升。因此如果实物期权在公司价值中具有经济重要性，则这一性质会反映在股票收益上：股票收益(即公司价值的变动)会与标的资产未来收益波动率的变动存在着正向关系。如此一来，从实物期权的角度来看，股票收益与股票收益波动率的变动量可能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如果我们能在实物期权标的资产未来收益波动率与股票收益波动率之间建立起联系的话。本文引入了Alexander Barinov(2006)的理论模型和推论将股票收益的波动率与实物期权标的资产未来收益的波动率联系起来，为本文以股票收益波动率来度量公司实物期权标的资产未来收益波动率提供了合理性证明。　　 在此基础上，本文以2002年5月至2009年12月沪深两市A股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股票收益与股票收益波动率变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本文首先利用Fama-French(1993)三因素模型将样本股票的日收益率分解为系统性收益率与特质收益率两个部分，分别计算了股票收益的总波动率、特质波动率和系统波动率，及它们的变动量。然后本文分别以总波动率、特质波动率和系统波动率作为波动率的度量构建了三个实证检验模型，运用Fama-Macbeth(1973)的截面回归方法，在2002年5月至2009年12月的样本区间内对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横截面股票收益率与股票收益波动率的变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总波动率的变动量、特质波动率的变动量以及系统波动率的变动量对横截面股票收益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了实物期权对公司市场价值的经济重要性。　　 最后，为了检测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测试。首先移除了模型中的前期波动率，接着在模型中分别加入流通股比率、杠杆率、换手率和交易量进行控制，最后同时加入这些风险因素，结果均显示横截面股票收益与股票收益波动率的变动量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