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约制度的相关研究,已基本勾勒了一个完整的叙事框架,但仅以条约特权残余或被恢复概括从法理取消到真正废除之间的史事,对其具体过程却论述不足。航权是残余特权之一,相关研究尚笼罩在条约制度废除不彻底的大背景中,其特殊之处被忽略。本文首先归纳国人航权认知的重心嬗变,进而指出新约谈判过程中中国与英美双方的认知差异。前者视航权为必须收回的国家主权,后者却视之为可以开放的经贸政策。中英理解航权的歧异和碰撞,是战后英轮重返中国水域航行及其遭遇的前提。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以战后英轮中国口岸航行权,即内河航行权和沿海贸易权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租用英船、商约签订和口岸开放三方面展开,试图重构国民政府收回航权的实践过程。本文认为有必要区分善后救济中的临时举措和制度性规定,进而指出英国在华航权有所恢复的说法不符合实际。其中一节涉及国共易势中的航权状况,用以探寻政府维护航权的界限。最后重审航权何为及其为何会成为残余特权。本文认为它兼具国家主权和经济利权的双重属性,该特权被残余与这一主权的经济底色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