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各地政府部门逐渐推进数字化政务以来,政府部门的工作和公众的生活效率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同时,这其中也存在不易为人察觉的个人信息安全隐患。由于政府部门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常见于行政行为或便民服务,人们经常忽略该等信息处理行为的合规性。因此,本文旨在明确界定政府部门在处理个人信息过程中的权力边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本文将首先对个人信息的权属进行界定,即个人信息属于一项人格权、财产权还是兼有两者的属性,亦或是一项与人格权、财产权并列的新型综合性权利。笔者认为,由于个人信息兼具人格属性及财产属性,且受到专项立法保护,应当作为一项新型综合性民事权利,引起法学各界的重视。而在数字化政务不断推进的当下,这项新型民事权利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尽管公众对其个人信息享有控制权,但是这种自主控制权却因为政府行为的行政性、准强制性而实质上被削弱;在政府各部门之间可以传送相关的个人信息时,个人信息也在这些部门的“监视”下变得越发透明;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中有关一般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的分类保制度也因为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送、信息拼合而实质上被虚置。由此可见,明确政府部门处理个人信息的权力边界有助于避免政府行政行为对个人信息权带来的威胁。为明确这一边界,笔者首先对国内外国家权力边界理论进行了研究,从而在理论上构建政府部门处理个人信息过程中应当遵守的边界限制。一旦越过该边界,理论上政府部门的行为即构成对公众个人信息权利的侵害。在此过程中,笔者研究学习了洛克《政府论》中有关政府起源的理论,从而认为,公权力之所以产生,是由众多个体为了维护和协调其私权利而共同选举一个管理者的结果,因此公权力的行使应当以私权利的授权为依据、以维护私权利的目的为限;此外,笔者亦学习了德国学者提出的社会控制理论、我国行政行为的比例原则以及“公共利益”这一概念与行政行为的关系。综合对前述理论的研究,笔者认为,当下数字化政务已成为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因此逐渐由政府部门加强对个人信息的控制属于社会控制论下提升社会运行效率的应有之义。但是政府对个人信息的控制不仅应受限于社会控制论本身对政府提出的责任要求,同时还需要以不侵犯个体私权利为限、以个人信息涉及的公共利益为限,同时应符合行政行为的比例原则。在考虑个体私权利的合理性以及公共利益的范围时,我们还可以引入美国学者提出的场景公正理论进行个案分析。再到我国现有的立法状况,笔者将我国对政府部门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规制情况以《民法典》为界进行了划分。《民法典》尚未生效时,《网络安全法》和《刑法》中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零星规范条文均未明确将政府部门作为规制对象;《民法典》的颁布则将国家机关、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第一次作为规制对象正式出现在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条文中,并且《民法典》首次在法律层面提出了“合理使用”的概念以及“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信息处理情形。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民法典》明确将政府部门作为了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规制对象,但是政府部门的信息处理活动并没有受到如笔者在理论层面所分析的限制条件。对立法及制度现状形成充分的认识后,本文将立法实践与理论分析进行了对比,从中挖掘出目前政府部门在处理个人信息的活动中存在的不足或缺陷,并以前文所构建的边界理论探索弥补该等缺陷的途径,以期为构建政府部门处理个人信息的权力边界提供初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