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逆全球化的持续性影响,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进一步的抬头,并最终促成了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获胜。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其通过减少对外贸易逆差和改善国内就业等行为,来获得民众的满意。从中美贸易角度来看,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全球性制造和贸易大国的地位易发稳固,在国际分工中夯实了“全球制造工厂”的地位。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抢占了其国内工人就业岗位。美国精英则觉得随着中美两国的全方位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因此,特朗普政府采取了通过加增关税等方式来制造中美两国的贸易冲突,以此来平息国内质疑、增加其本身选票的策略,使得原本就较为尖锐的中美贸易摩擦变得更为严峻。中美之间的贸易不管是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和依赖性,这导致了中美贸易摩擦呈现多个面向并往不同方向发展的趋势,这其中又包含了除经济以外的安全、政治、军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政府应充分认识到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现状和潜在发展,妥善的利用WTO规则来对贸易争端进行协调处理,并提高我国政府自身解决贸易争端的能力。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具体的案例分析,特别是对于中国和美国因为侧重角度的不同所采用的差异化的案件申述和应诉,可以更为深入的对中美贸易摩擦问题进行全方位的了解,也有利于进一步吃透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来应对挑战。另外,在本文写作中,根据时事和新闻,对目前的中美贸易战最新进展进行了补充,来提高研究的时效性。本文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及研究现状,阐明了目前这一块的研究虽然繁多但还有值得补充的部分。接着本文整理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相关理论综述,并重点对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的主要背景、原因和问题进行分析。本文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有目共睹,不容否认,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积极的兑现入世承诺,在关税减免和市场开放上都呈现出一个包容性发展中国家的特点,积极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贸易的公平竞争性,用自身的实际行动来推动了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中国政府还积极的参与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不断的强化自身的担当,建立多边贸易体制,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所应起到的作用。这些行动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中国正逐步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017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目前,“美国衰落并行中国崛起”的焦虑是美国政界、学术界和主流媒体的共识。面对中国的发展,美国采取了遏制打压的策略。比如在高科技产业技术转移方面,美国全面禁止其尖端科技的出口并且压缩类似华为等中国优势行业的市场占有率。中国曾提出让美国放松高科技出口管制来平衡贸易逆差但并未被美国政策制定者接受,反而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战略焦虑”。对此,中国要鼓励和扶持现有或者未来可以替代美国技术与产品的相关产业集体“出海”及“回流”。“出海”是指在世界更多地区,建立稳定的客户群体,以收购或并购等方式吸收其他国家的高新技术,建立我国垂直工业体系。“回流”是指在当前美国用实体清单等方式对我优势企业进行打击的背景下,鼓励企业回香港及内地上市融资,确保优势企业不被美国的金融霸权所胁迫,以高科技产能输出,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从而形成中国制定的技术与行业发展标准。接着本文列举了有关中美两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框架下的数个典型案例。WTO规则体系非常庞大,相关法律文字较为晦涩,在国内对企业推广其应用的难度较大,只有从上到下进行统一把控才不至于让企业受损。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涉及到了无数个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框架下的案件,也经历了一个从碰壁到学习、再从学习到掌握应用的过程。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对于WTO的规则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思考对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案件进行研究,能更有针对性的从产业角度总结出中美贸易摩擦的微观成因和多样化的解决方式,在不同产业战略条线提出差异化的争端解决路径也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最后,本文结合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认为我国政府应制定相关的国内贸易法规,同国际规则进一步接轨,并加强企业自身建设以规避可明显预见的贸易摩擦。当贸易争端案件发生时,在应诉的过程中,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积极调控、深度介入,避免企业方孤军作战。同时,政府应引导企业充分了解包括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内的相应规则,积极的采取贸易补救措施来维护企业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