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是哲学思考和文学革命的产物，因此，它对现代世界文学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索尔·贝娄的《更多的人死于伤心》正是反映了这样一种反抗精神，而钱钟书的《围城》也从反面证明了这种思想的正确性。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在每个方面有几乎相同的经历，但他们处于绝境时的态度截然不同，因此他们所做的选择也不一样。虽然最终二人再次回归孤独世界，一个已经完成了精神上的超越，而另一个则陷入完全的幻灭。 之后，文章对两位主人公做出不同选择的原因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犹太教中的生存原则是以智慧为根基的。美国犹太作家中的绝大部分主人公都有异教徒的特征，而实际上，犹太教异教徒的形象恰恰反映了犹太教的精神。相反的，中国的道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避世哲学，主张“无为”、“坐忘”，以保全性命。《围城》中的主人公正是遵循了这一传统的典型代表。他的命运再次证明，当人陷入虚无的困境时是无处可逃的，只有通过反抗才能实现自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