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的哲学思想是现代中国哲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典范,同时也是研究者探索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的参照坐标。他的历史哲学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过去及未来的哲学省察,表达了现代新儒家学派“内圣开新外王”的文化观。
　　 牟宗三历史哲学的著述主要体现在《历史哲学》(1955年强生出版社印行)、《道德的理想主义》(1959年东海大学出版)和《政道与治道》(1961年台北广文书局出版)三种书里面。
　　 牟宗三从“综合的尽理精神”和“分解的尽理精神”之比较,指出中国文化作为“综合的尽理精神”的特征。牟宗三认为中国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生命,其根源性的观念形态与西方文化生命的基本不同表现在前者首先把握生命,而后者首先把握自然。他认为中国的文化系统,从其广度一面说名之日“礼乐型”的文化系统,与西方的“宗教型”的文化系统相区别:从仁义内在之心性一面名之日‘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下的文化系统,以与西方的‘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下的文化系统相区别。所谓的综合的尽理,就是站在道德本体的高度上,内在的心性与外在的伦常制度圆融无碍地统一在“理”的大旗下。由于都是从一个道德本体所发出,心性与礼制是一体之两面,心性要在礼制的践行中实现,尽了礼制就是心性的完成,而礼制作为心性的载体不能不向上通于心性。于是,整体就成了一个上下融合贯通的过程,并无分割与对立。
　　 牟宗三也从“理性的运用表现”和“理性的架构表现”之比较,指出中国文化作为“理性的运用表现”的特征。“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内核,它必定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即“理性之运用表现”;与之相对应,西方文化精神体现为“理性之架构表现”。理性之运用表现即是“所谓理性应该就是人格中的德性,而其运用表现就是此德性之感召,或德性之智慧妙用。说感召或智慧妙用就表示一种作用,必然牵连着事,所以是运用表现。”
　　 中国文化在现代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综合的尽理精神转出综合的分解精神,及如何从理性的运用表现转出理性的架构表现?牟宗三提出了“良知之自我坎陷”的理论框架,并以此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其表现在存有论即是良知“一心开二门”,即开本体界和现象界,在历史文化方面的表现是儒家之道开科学与民主制度。儒家学术第三期的发展,所应负的责任即是要开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新的外王。具体来讲就是他的“三统”说,一,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宗教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摄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
　　 从“综合创新”的观点看,牟宗三的文化观仍然局限在“中体西用”的范畴内,割裂了体用的统一。本文认为在处理中西文化问题上,应坚持“超越东西”的意识,在文化民族主体性原则下,进行民族自身文化的建设,“以人类的视野,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建立一种以人类利益为载体的新文化。”(干春松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