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稳健性，作为会计的基本原则之一，近年来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 Basu（1997）提出了度量条件稳健性的模型之后，国外涌现出一大批有关会计稳健性的实证研究文献。基于稳健性的契约解释，Watts（2003）认为会计稳健性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西方实证会计学者也对这一议题进行了充分的检验。基于经典代理理论，会计信息的契约有用性主要表现在会计信息不仅能够提供契约得以签订的各项标的内容，而且能够作为检验契约是否得以有效执行的一种监督方式，所以会计信息能够有效的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企业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代理冲突。但是若企业的管理者为了获取个人私利，而不利用会计信息来充分披露其所拥有的私人信息，那么会计信息就会被管理者用来掩盖其机会主义行为。与此同时，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又会受到不同制度环境和企业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影响，所以会计稳健性的契约有用性并不是绝对的。本文从最终控制人角度，利用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来探讨企业使用会计稳健性的真实目的。　　本文利用中国A股市场2004至2009年的7146个公司-年数据对最终控制人特征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上市公司中会计稳健性存在的根本动因。本文利用最终控制人的现金流权比例来作为控制权私利的替代变量，现金流权的提高会增加最终控制人获取控制权私利的成本，也就是说较高的现金流权代表着较低的控制权私利。首先，基于 Basu（1997）的盈余——股票收益关系模型，我们发现最终控制人的控制权比例与会计稳健性显着正相关，而现金流权比例却与会计稳健性显着负相关。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会计稳健性伴随着控制权私利的存在而存在，并且最终控制人为了掩盖其“掏空”行为会利用稳健的会计信息来隐藏其所获得的控制权私利。基于 Khan和 Watts（2009）模型的分析结果，我们发现最终控制人与上市公司之间控制链的层级数与会计稳健性负相关，也就是说在控制链较长的上市公司中，最终控制人会倾向于利用金字塔结构本身的复杂性来隐藏其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从而也就减少了利用会计稳健性来藏匿相关信息的动机。其次，在分组检验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最终控制人的所有权属性会对会计稳健性的机会主义使用产生显着影响，然而控制链层级与会计稳健性的负相关只存在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当中。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对基本回归模型中加入政府控制与控制链的乘积项之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只有在其控制链的层级数较小（小于总体样本的中位数）时才会显着具有稳健性，而中央政府控制能够有效的抑制最终控制人利用金字塔式控制结构的复杂性来掏空上市公司。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中，会计稳健性并不能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而存在。相反，会计稳健性被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用来掩盖其所获取的控制权私利，所以，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当我们在解释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时更应该关注其是否被机会主义使用，单纯的将其理解为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可能会形成错误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