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表述后,高质量的发展目标被广泛提出,环境问题的解决和粗放式发展方式的转变成为了现今发展的重中之重。雾霾、沙尘暴等环境问题的频繁发生,尤其工业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严重阻碍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亟需解决。因此,如何提高工业企业环境绩效成为了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政府相继颁布了环境政策驱动企业采取环保措施,以期提高企业环境绩效。环境规制工具在中国日益丰富,但是关于各种工具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用和影响机制还有待检验。因此,本文以“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为题,展开进一步的探索和思考。本文首先从环境规制异质性出发,将我国环境规制分为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三种,从理论上分析了政府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环境绩效的作用机制,以及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基于企业内部视角,探讨了企业内部控制和产权性质在环境规制影响机制中的调节作用。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选取2012—2017年工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双重差分法对主效应进行检验得出,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均能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采用中介三步法检验得出,政府环境规制驱动了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行为,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在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路径起到中介作用;同时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产权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得出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对环境规制效用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企业产权性质也对环境规制效用产生了影响,其中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的环境绩效影响更大,市场型环境规制对非国有企业作用更大。鉴于此,本文从以下方面提出建议,以加强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首先,政府层面:（1）政府需明确各类环境政策特性,综合运用协调配合;（2）政府应加强驱动企业自愿环境行为,注重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其次,企业层面:（1）企业应转变环保意识,提高环境自觉性;（2）企业应完善内部控制体系,督促环境责任的履行,以最终实现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