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是全国最古老的纺织工业基地之一。1890年就有了由官僚、地主和商人创办的近代工业。一战期间,苏南纺织工业初具规模。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并策动军阀混战,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进行经济掠夺,民族纺织工业饱受摧残,民族资产阶级面对日军压力表现出不同的行为与策略。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际、国内市场暂时空虚,出现了短暂的“黄金时代”,接踵而至便是官僚资本集团对民族纺织工业的压榨。1949年2月至4月,江苏地区相继解放后,民族纺织工业面临着恢复生产的重重困难。原料不足、资金不足、销路呆滞、资本家消极观望是恢复纺织工业生产的四大阻碍,中共一方面向资本家宣传保护和扶持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另一方面通过人民银行和国营建中贸易公司进行资金、原料援助,同时鼓励植棉养蚕,纺织工业逐渐好转。为将私营纺织企业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实现对私营企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苏南各地政府按中央指示,通过收购批购、加工订货、统购统销、联营联购等国家资本主义初中级形式对私营纺织企业进行了改造。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随着生产的恢复发展,资本家追求利润、反抗国营经济领导的行为愈加明显,并出现了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为打击资本家的非法活动,中共领导工人群众开展限制与反限制斗争和“三反、五反”运动,进一步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也使资本家深刻认识到自身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变化,为公私合营打下了基础。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后,苏南地区根据中央给予江苏地区纺织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的指示,开始有计划地改造私营纺织企业。1954年苏南地区第一批共计11个大型私营纺织企业率先合营;1956年1月,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地推动下,苏南地区进入全行业合营的高潮,到4月,苏南地区基本完成了纺织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苏南纺织工业合营过程中,公私企业之间存在着三个斗争焦点,第一个集中体现在对市场控制权的争夺上,第二个集中体现在产品质量问题的斗争上,第三个体现在以资本和利润为核心的工缴货价问题上。全行业合营后,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实行经济改组和生产改革、清产核资和定股定息、对资方人员安排和改造等对合营企业的双重改造政策。同时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管理和职工物质文化生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企业管理上,废除搜身制;废除把头制度;进行工时改革,实行“三班制”;贯彻婚姻法;建立各级党、团、工会组织,保障工人合法权益。在企业生产上,从技术管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劳动管理四大方面进一步改革,形成了合理有效的生产管理模式,使纺织企业产品质量和产量得到提高。在工人物质文化生活上,从实施劳保条例、改革工人工资、开展集体文化活动、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等四个方面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教育条件和劳动条件,保障工人的身心健康。实现对私营纺织企业的全面改造。通过对苏南地区纺织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审视,可以看出民族资产阶级经历了复杂的心理变迁,资本家与私营企业一样以“五反”运动为节点都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总体表现为对中共政策由“五反”前的动摇、应付和不满,到“五反”后的主动或被动的、积极或消极的配合和接纳。苏南纺织工业在改造过程中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由单个大型企业合营逐步过渡到纺织行业合营;二是合营准备工作分三步展开;三是对知识分子的培养和改造同时进行。苏南纺织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不足之处具体体现在领导思想的急躁冒进和右倾畏难情绪并存;企业合营的配套保障措施不够完善;对私方人员安排工作存在偏差等方面。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领导层将改造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争论上升为党内政治路线斗争,并一定程度上同社会阶级斗争混同一起;过度追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忽视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集中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基本制度上的不同,没有深化认识到两者在具体体制方面的相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