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认为,政党的存活,离不开与它所代表的群体的密切联系,而这种密切联系需要在政党的实践中通过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来建立和维持。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为了发挥政治优势、避免最大危险,通过党与群众的沟通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贯穿于党的事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沟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其预期效果的实现,离不开党群沟通机制的良性运行。党群沟通机制就是指在党的发展的每一个时期,为了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党与群众沟通过程中的党、群众、信息、沟通渠道、沟通方式等要素之间构成的有机联动的整体。通过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党群之间就相关的问题有效互动,达成一致,形成共识,进而以党群关系和谐推动整个社会和谐。本研究以党群沟通机制为核心概念,以政治学理论为主要分析工具,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对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状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表明,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全过程。但由于每一个历史时期党群沟通的结构要素的完善程度不同甚或部分缺失,在有的历史时期,党与群众的沟通机制形成了良性运行状态,推动了党的事业的发展。在有的历史时期,党与群众的沟通则没有形成沟通机制或者出现了沟通机制运行的不稳定状态,使社会矛盾多发频发。本研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党群沟通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理论渊源。在经典作家那里,唤醒工人、农民的意识和觉悟是共同话题,而意识和觉悟的转变是一个过程,有时需要说教,有时需要行动,从而在认知或者感染中提升。在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党群沟通的概念,但从他们在创建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和后来指导各国党的建设的过程中,已出现了无产阶级政党与群众进行沟通的端倪。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时代和条件所致,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时期和列宁时期的党群沟通也具备了一些部件要素,譬如,沟通的主体；沟通的载体；沟通的方式等,但部件要素还不健全,整体部件中任何一个部件要素缺失或者不健全,就形不成党群沟通机制。因此,在本研究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建党时期和列宁执政时期的党群沟通仅限于思想层面的分析,以其作为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思想渊源。本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思想的萌芽具有历史性,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并对后来党群沟通机制的形成提供了思想上的启蒙。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党群沟通的基本要素就已具备,这从党的最初的几个文件中就可以透视这些要素的存在。随着党的发展壮大和革命事业的需要,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就成为一种可能存在。从党成立后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可以看出,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是发挥了积极效用的。可见,在中国共党成立以后,党群沟通机制实质上已经启动运行。本研究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状况进行了分析。分析发现,民主革命时期严酷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生活环境要求党员干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通过“宣传”、“倾听”和“反映”,形成了以党组织为主体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党群沟通运行机制。通过机制的运行,党不仅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唤醒了民众的觉悟,激发了民众的民族责任感和革命积极性,而且使中国共产党及时了解到各条战线上的民意诉求,准确地掌握了社会形势,有效地整合了各种社会资源,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升了党的灵敏度和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尤其是沟通机制结构要素的完善——党员干部作风纪律好,沟通层级少沟通渠道通畅,信息的传递、反映和回应及时快捷,沟通方式的灵活多样等,直接促进了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最终实现了党群沟通的目标——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本研究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状况进行了分析。分析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很重视与群众的沟通,拓宽了党与群众的沟通渠道,激发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但1956年之后,由于各种原因,以党组织为主渠道的沟通功能在慢慢萎缩,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出现了不稳定状态。在沟通渠道不畅和信息互动弱的情况下,尽管一些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存在着沟通行为,党群沟通机制仍无法形成或者机制运行是不稳定的。其结果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党执政的合法性认同。中国共产党觉察到这种情况,及时开展了各种补救工作,使人民群众的政治心理与党的执政理念保持一致,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本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状况进行分析。分析发现,在党的领导下,沟通网络的恢复和拓展、沟通方式的转变促使了改革开放以后党群沟通机制的有效运行,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情也很高。但社会矛盾增多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方面源于民众民主意识的增强,参与意识的浓厚；另一方面也源于党员干部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态度、作风还没有及时跟进；还由于沟通过程中诉求表达的渠道层面遭遇体制性迟钝；等等。作为一种机制性缺陷,阻碍着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影响着党群沟通作用的发挥。这种机制性缺陷,既有人为因素方面的影响,也有制度方面的影响。人为因素方面的影响既有党员干部的工作方式、工作作风、工作态度等没有及时跟进形势变化造成的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不稳定,也有人民群众认识水平、素质能力等方面带来的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不稳定。制度方面的因素也不能忽视,既存在已有制度的不足,也存在制度制定和执行中的矛盾,还存在制度漏洞。同时,研究发现,机制性缺陷的产生有其深层根源,主要表现在政治文化层面、政治体制层面、党的自身层面、社会发展层面。在政治文化层面,既有传统政治文化中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也有前苏联政治文化中集权思想的影响,更有计划经济时期缺乏民主作风的影响；在政治体制层面,既有政治生活中纵向和横向关系上权力过分集中的影响,也有党政机构层级多信息流动漫的影响,更有党员干部录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社会发展层面,既有人们利益意识增强带来的诉求表达无序的影响,也有发展进程中民众受益不平衡造成的社会心理焦虑,更有信息技术运用中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不足带来公民权利的虚化、空壳化；在党自身建设方面,既有党员干部思想观念薄弱的因素,也有党员干部沟通技术、技巧方面的因素,更有党员干部修养、境界较低的影响。这些因素不同程度上附着在沟通机制的结构要素上,影响着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可见,完善沟通机制的结构要素是推动党群沟通机制良性运行的关键。本研究认为,由于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完善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结构性要素时,着眼于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的考虑,从人的素质能力的提高和制度建设两方面展开。具体来说,人的素质能力的提高包括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两个层面,制度建设侧重于本研究的特点主要框定在沟通渠道层面。围绕这样的逻辑路向,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党群沟通的机制性缺陷主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抓住党是矛盾解决的主要因素,大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党员干部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工作作风等沿着先进政党的目标方向发生作用。二是抓住当前社会中存在的党群沟通不畅的问题,下大力气加强沟通渠道建设。包括既有的制度性渠道的完善、民间渠道的开发和其他沟通渠道的运用。三是抓住当前人民群众政治素质比较低的问题,大力发展教育,推动民众各项素质的整体提高。总之,在结构要素的完善中推动党群沟通机制的良性运行,在党群沟通机制的良性运行中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构建党执政的合法性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