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对于证券投资顾问市场准入方面的监管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导致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质量低下,阻碍行业发展,投资者利益受到损失,其中较大一部分准入监管的不足是由当前不完善的法律体系所导致。因此,从立法角度对现有的法律体系进行优化,是完善证券投资顾问市场准入监管的有效路径,对提高证券投资顾问服务水平、促进市场创新发展以及保护投资者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上述思路,本文共分五部分进行探讨和论述。第一部分立足于证券市场的发展背景,对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创新点进行阐述,以明确本文的写作目标。第二部分对证券投资顾问市场准入进行了界定,包括证券投资顾问和市场准入监管两个部分,同时对证券投资顾问市场准入监管的机制进行了梳理。通过对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监管机制的阐述,进一步明晰证券投资顾问的市场主体与监管模式,并明确了监管方式与监管内容。第三部分系统梳理了我国当前证券投资顾问市场准入监管相关的立法现状,根据立法现状发现现存的监管问题,并进一步分析立法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为相应的立法优化策略提升针对性。第四部分是对境外国家和地区证券投资顾问市场准入监管制度的考察,包括市场发展和监管法律体系较为成熟的美国、英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市场主体界定、监管模式与准入要件的相关制度整理,阐述这些制度对完善我国证券投资顾问市场准入监管的借鉴意义。第五部分探讨我国证券投资顾问市场准入监管的立法优化路径。行政组织法层面,应当规范证监会的权限范围,并适当提高自律组织的监管参与度;行政行为法层面,应当及时制定市场机构和从业人员的准入新标准,完善智能投资顾问产品的准入限制规定,并放开全权委托业务;行政程序法层面,应当针对证券投资顾问增设专门的许可听证程序,以保证许可审查细致全面;行政监督救济法层面,应当完善相关的监督与救济配套措施,建立事后纠错机制,确保证监会实施市场禁入措施合法合规,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正当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