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文学场是一个多变的文学场，莫言作为曾经活跃在这一场域中的一个重要分子，在1980年代的文学场中留下了厚重的一笔。同时，1980年代的文学场也影响、制约、塑造了莫言和他的作品，仔细考察莫言及其作品，可以发现很多1980年代文学场留下的痕迹，可以说，莫言在1980年代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1980年代文学场的变迁。本论文借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通过“权力场——文学场——行动者习性——实践”这一理论思路来分析1980年代权力场的变动如何影响文学场、文学场如何塑造莫言的习性、莫言的习性如何外化为行动和作品这一过程。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学术界关于莫言在1980年代创作的研究综述及用文化社会学理论分析1980年代文学场对莫言的塑造的可行性，并对布尔迪厄的文学社会学理论思路、关键词概念、研究方法进行简要陈述。第一章分析了1980年代初期文学场中的政治权力对莫言的塑造。着重分析“文革”结束后，新的权力关系如何渗透进文学场，并结合莫言当时的处境分析文学场中的政治权力如何规训莫言的创作习性，以及莫言的习性在当时作品中的表现。第二章分析了1980年代中期权力场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动如何使文学场自主性进一步扩大，从而使“主体性”成为文学场中的一种较为强势的话语，以及在这一背景下，莫言如何结合自身优势，巧妙地利用“高密东北乡”这一资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作了一个区隔性的文学空间，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三章分析了1980年代后期商品经济兴起后，经济权力如何通过其强大的渗透力影响到了文学场和场内的作家，并使文学场内部产生了“有限生产场”和“大生产场”的分化。《红高粱》的改编成了商品经济对莫言产生直接冲击的一个导火索，1980年代后期，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莫言艰难地在“有限生产场”和“大生产场”两极之间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