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机械化未普及之前,牲畜不仅为人类提供肉食,而且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在适合牲畜生长的地区,牲畜饲养成为重要的生产活动。人民公社时期,牲畜饲养出现了集体饲养和社员饲养等不同形式,涉及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博弈的多重面相。山西省沁源县地处黄土高原区,山大沟深的地理环境、季节性的充足降水以及丰富的牧草资源使牲畜饲养在传统社会就有了长足的发展。沁源县牲畜饲养经过抗日战争猛烈冲击后,新中国成立后的逐渐恢复,在国家政策引导下缓慢增长。人民公社时期,牲畜饲养在“统一经营,集中劳动”的生产模式下继续发展。作为大牲畜繁殖基地县、商品牛生产基地县之一,沁源县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建设繁殖基地,运用牲畜繁殖“五好竞赛”、“歼灭战”等多种形式,提高牲畜繁殖率。此外,沁源县还注重各社队畜牧队伍的组建,组织民众打草、贮草,积极开展兽疫防治、保畜过冬等工作,牲畜数量以及畜牧业产值在波动中缓慢增长。除集体饲养外,社员饲养是这一时期牲畜饲养的另一方式,主要以饲养猪、羊为主,社员饲养中离不开国家和集体的扶持。国家结合民众的诉求,制定了诸多利于社员饲养发展的政策,并通过多种形式动员民众积极饲养牲畜。社员有了饲养牲畜的“小自由”,但饲养所需的饲草、自留地等由集体根据本地情况进行分配。饲养牲畜所得的粪肥与畜产品交售给国家后,集体还会给予相应的奖励,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在牲畜饲养中可以看出,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集体与个人间在牲畜饲养问题上不断相互调适。国家通过畜牧政策的制定将国家意志传达到乡村社会,并通过宣传先进畜牧工郝嘉煜的事迹与思想政治教育等策略,调动群众积极性,促进畜牧事业的发展,进而保障民众口粮与社会福利的发展。集体在传达国家意志时与乡村社会传统相结合,制定出符合本地发展的方针,在贯彻国家政策时将民众调动起来。农民是饲养活动的实践者,出于对生存理性的考量,会出现“社会主义积极性”或消极配合的行为。这也正说明国家在制定和完善政策时,需要将乡村传统与农民最根本的生存理性等都进行着重考量,以实现农村经济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