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1997年刑法首次对强迫交易罪做了规定,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新的犯罪类型的不断增加,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不仅增加了三种行为方式,对该罪的最高法定刑也由原来的三年提高到了七年。可见,强迫交易罪作为市场经济频发的犯罪之一,一直受到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强迫交易罪不同于其他犯罪之处在于,该罪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对强迫交易罪的研究如果只停留在理论研究之上的话将仅仅是纸上谈兵。笔者认为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此罪,其效果更加一目了然,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有着更深刻的实际意义。所以,笔者在此通过对杨东辉等强迫交易案的深入分析探讨,对强迫交易罪的客体、客观方面、相关罪名关系、司法实务认定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主张。本文的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杨东辉等强迫交易案的案情,阐释了其作案手法和作案流程。通过法院对此案的审理结果,引出社会各界对此案的争议焦点。本文的第二部分,通过对强迫交易罪构成要件的论述分析,对强迫交易罪的客体、暴力威胁程度等争议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结合杨东辉等强迫交易案的所有相关因素,认为该强迫交易行为完全符合强迫交易罪的构成要件,对将本案定性为强迫交易罪的做法予以肯定。本文的第三部分,重点阐释了强迫交易罪与抢劫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等类似罪名的界定,以相关罪名构成要件和案件具体情况为切入点,结合司法实践,指出这些罪名之间的区别。本文的最后一部分,通过对杨东辉等强迫交易案的分析,引出笔者对强迫交易罪在司法实务认定上的思考,对强迫交易罪的暴力程度与相关罪名混淆的实践困境,以及相关法律在此罪规定中的漏洞缺陷,提出一条解决的新思路。即在不改变现有法律框架的前提下,用体系解释的解释理由,对以上问题进行梳理。笔者在这一部分对体系解释进行了详细论述,进而将其代入第杨东辉等强迫交易案的分析之中,最后阐释了体系解释在强迫交易罪和其他罪名界定上的具体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