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是中国喜剧史上重要的一个分界点。20世纪初的中国正经历一场伟大而又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此时政治环境风云变幻。在社会变革局势动荡的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喜剧首次出现在文学史中。本文旨在通过五四时期现代喜剧的诞生背景、五四时期喜剧创作的喜剧观念，喜剧性特征、艺术特色以及关于其重视趣味追求的反思五个方面来对五四时期即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喜剧做出整理和研究。第一章主要论述五四时期喜剧出现的背景及原因。五四时期的喜剧作品开启了中国现代喜剧创作并不是偶然。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呼唤、人的意识的觉醒、西方喜剧作品的大量输入、西方喜剧观念的影响都成就了五四时期的现代喜剧创作，也造就了其独特性。第二章主要探讨五四时期的喜剧观念，主要体现了现代喜剧与传统旧剧的关系。两者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在对旧剧猛烈地抨击与批判的同时，中国现代喜剧在初始之际仍然继承了旧剧中对正面人物歌颂的特点，漠视甚至无视反面人物的作用。使喜剧的尖锐的讽刺性大大下降。第三章则对五四时期喜剧的喜剧性特征做出了论述。五四时期喜剧作品的类型主要区分为幽默喜剧和讽刺喜剧，幽默喜剧的代表人物为丁西林、袁昌英等。作品内容大多围绕着对喜剧的欣赏与捕捉。而讽刺喜剧代表人物是陈大悲和熊佛西等尝试着通过辛辣的笔触来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剧作家们。在人物设置方面来看，五四时期喜剧作品中初现的大多是“近乎无事”的知识分子形象以及削弱了喜剧讽刺意义的“肯定型人物”。题材则多选关于婚姻恋爱的两性题材来表现对人性的关怀，并表现出对妇女地位的关注。论文的第四章将五四时期喜剧创作的艺术特色从叙事角度、喜剧结构和幽默风格三个方面做出了论述。在叙事方面由主体与和客体的改变以及向新话语体制的过度体现了其对话机制的初步确立。戏剧结构方面则体现在是独特的结尾与伏笔以及多借鉴欧洲喜剧的欺骗、嘲弄等喜剧手法。仍然与英国喜剧相似的是，这个时期剧作的喜剧语言大多采用奇语、巧智等手法，整体呈现一种机智性。论文的最后一章着重书写了关于五四时期喜剧创作中对趣味性追求的论述。先从多个原因分析了趣味主义的形成，然后结合熊佛西关于趣味主义的专门理论对其局限性进行了探讨。喜剧是需要趣味的，这是喜剧的一种天然属性，也是喜剧最富有吸引力之处。趣味与内涵的关系并需要也没有必要走向对峙，可以说趣味是内涵的一种外衣，也是一种艺术性的体现。